▲浙江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经亨颐（1877—1938）

在当时的中国，日本教育制度的细节和具体做法得到高度重视，譬如学校设备设施的引进和使用。然而，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策在根本上恶化了东北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氛围。中日之间互相欣赏和学习的态度没有得到机会在上个世纪前半期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可以说是“失去的历史机遇”。

如果历史学家刻意去强调长时段历史演进及其宽广的社会语境，他们通常不得不借助一些理论概念和术语来建立历史事件与历史解释之间的联系，通常会将历史叙事理论化甚至公式化。流行的学术态度会认为他们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和评价因此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但是正如山田伸吾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危险不仅本身会掩盖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且会导致人们忽视一些特定历史事实隐含的意义，尤其是它们潜在的、未必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充分展开的意义，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进程中被错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可能性。

现代日本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当中有许多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成长的积极元素。这些积极元素没有得到机会成为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没有及时和尽早地塑造东北亚和谐与和平的国际关系氛围。我在此仅仅举出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一失去的历史机遇，即借助杭州人在20世纪初对日本教育的看法和态度来说明，中国人民对日本教育的欣赏和学习。由于众人皆知的不幸原因，这一中日之间互相欣赏和学习的态度没有在上个世纪前半期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留下让人痛心的惋惜和遗憾。

1936年不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是在这年2月日本的小学教师代表团访问了杭州。他们对杭州小学教育的状况十分赞赏，认为与几年前他们上次访问时的情况相比又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注意到基础教育的改善，并热情邀请中国教育界人士参加当年5月举行的日本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年会(“Hangchow Schools Praised,Visiting Japanese Teachers Favorably Impressed,”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Feb. 1936,p.1)。杭州教育界与日本教育界的密切合作自晚清以来就十分密切，很多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来自日本，各类报刊大量登载介绍日本教育优越的文章，譬如下田歌子鼓励中国妇女接受现代教育的言论：“女子们也是国中一个国民，国家振兴起来女子也享得着福；国家乱起来，女子也一同受祸。所以男的女的一齐要讲学问，一齐要替国家处理，这才尽做人的资格哩！”下田认为中日发展的差异恰恰在于中国对教育不及日本重视，“我等旁观，又气又叹”[“日本女士下田歌子演说”，《杭州白话报》，第 2卷第 2期（1902）]。但是在刊登这一对留日中国学生演讲的同一刊物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批评日本对朝鲜殖民政策的时事评论[“日本对待高丽的政策”，《杭州白话报》，第2卷第11期（1903）]。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策在根本上恶化了东北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氛围。

民国杭州出版的《教育周报》在20世纪初（北伐战争之前）发表有大量介绍和推荐日本基础教育经验的文章，包括翻译日本教育专家的论著。在这些文章里面，主要出自浙江和杭州的教育人士对日本教育的态度可以被分析到两个方面。其一是担忧日本当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威胁到中国的独立和统一，频繁提及和批评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和在东北的影响，并由此感叹甚至赞扬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展示的有效社会治理能力以及教育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浙江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经亨颐（1877—1938）在1918年访日之后，写文章介绍日本学校，认为日本教育有鲜明的为国家发展服务的特征，不仅服务于日本自身的现代化，也被当作强制塑造朝鲜社会和扩大其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文化途径。不过他同时也感慨神田大火之后的市容重建能够“修旧如旧”，保护传统的建筑风格。他认为日本善于将传统和现代化结合为一体，希望中国社会能够仿效之[经亨颐，“视察日本教育所感”，《教育周报（杭州）》，第197期（1918），第1-6页]。

其二是充分肯定日本教育的成功经验，更多由文化教育的角度赞美之，希望能够学习日本，把中国的教育办得更好。《教育周报》在这个时期就日本教育发表的文章在数量上主要是赞扬日本教育设计和制度。其中有些文章直接翻译自日本作者的论著，介绍日本的成功经验。譬如有的译文谈到日本教育界对德国教育的推崇和借鉴，认为德国之强盛是因为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包括重视体育，培养爱国精神、尚武风气，发展科学技术和建立强大的经济。这些看法显然合乎当时中国人自己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德国之强盛与公民教育”，《教育周报》（杭州），第136期（1916），第5-7页。译者张世杓，译自日本帝国教育会杂志]。不过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同样在《教育周报》刊登的翻译自日本的文章里，我们也读到对实用功利教育思想的怀疑和批评。譬如译自吉田静致的文章就指出，教育首要的目的不是培养技工和技师，不是仅仅教给人们谋生和挣钱的技能，而是促成“人性充分之发展”，因此教育必须以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知识、以及道德文化来陶冶人性，造就完整的人格，保证实业和实用学科能够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成为悬崖边摇摇欲坠的高楼。该文译者在文末的按语中补充说明道，这样的教育思想尤其适用于贫穷动乱的“我国”，因为“苟不先造就其人格而徒授以生活的知识，养其生活之能力，适足以济其自私自利之恶”[吉田静致，“对于现今教育之希望”，《教育周报》（杭州），第176期（1917），第1-6页]。

在当时的中国，日本教育制度的细节和具体做法得到高度的重视，譬如学校设备设施的引进和使用。通过翻译和介绍日本教育家文章，在杭州出版的《教育周报》提倡在基础教育中突破书本和老师讲授的局限，在理科、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尽可能使用实物、图片和实验设备，包括借助大型的算盘和两脚规教算术课，展示图画和艺术品来讲授历史课，在体育课中更多地使用运动器械[中岛半次郎，“今后之学校设备”，《教育周报》（杭州），第206期（1918），第7-10页。译者英夫]。也有作者考察日本的少年感化院，希望中国建立类似的制度。作者在文末感慨说：“吾国对于不良少年感化无方，及其壮也无所不为，一犯再犯，重入囹圄，为鬼为蜮，益无羞耻，毕生无自新之路，终天有抱恨之悲。”因此他建议学习日本感化院的办法来挽救失足的少年犯[黄广，“视察日本感化院记载”，《教育周报》（杭州），第205期（1918），第10-11页]。这一作者将日本的教育制度看作是落后的中国可以借鉴的榜样，对中国的不足有很深的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人们的心理。他们的心理是爱中国，尊重日本这个邻国，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向日本虚心学习。浙江省当时不仅以官费派遣留日学生，也以优惠的资助选派优秀教师和技师前往日本公司厂矿实习[“浙江省派遣留学日本实习练习生规程（省议会议决省长公布）”，《教育周报》（杭州），第119期（1916），第25-26页]。

这种提倡学习日本的风气其实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譬如赞扬日本儿童玩具的教育和启蒙科学的功用，建议模仿之[徐子梁，“由日本儿童玩具讲到中国儿童教育”，《青年》（杭州），第1卷第 17期（1935），第271页]。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日本政治家错误的决策，中日之间在20世纪前30年不断发生的事件确实严重地负面冲击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教育周报》（杭州）以及后来《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由民初到30年代发表的文章来看，至少在国内部分地区，中国教育人士借鉴日本教育经验的意愿持续、牢固和系统，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经验以及保持本国固有传统的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其教育为对外侵略服务的方向批评日趋激烈。我们在此可以通过以下三篇文章来说明上述情况。

（1）1918年，《教育周报》发表了长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教育方针。这实际上并非是原创的文章，而是作者由日文资料编译的一篇介绍文章。作者专门在文前说明，他并不赞成日本教育中的皇权传统，但是日本具体兴办教育的很多做法是值得中国参考学习的。他在这篇编译的文章中认为日本教育是以忠君、爱国、重家为原则的“强国主义教育”，而其具体的内容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基础上以教育促进经济富有和武力强大，即“富之发达”和“武之发达”[吾生，“日本教育之根本方针”，《教育周报》（杭州），第196期（1918），第8-15页]。这种积极学习外国经验的态度有鲜明的富国强兵的倾向，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是很周全周到的教育发展思路。

（2）到了1934年，《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编者发表社论，“评日本教育的方向”。作者注意到杭州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对日本教育“加以赞许”，愿意肯定日本教育的效率。这篇文章指出，日本教育的确办得卓有成效，但是其方针却被政治家歪曲，即教育被用来鼓吹日本侵略中国的对外政策。作者希望，“（有）一天我们强盛起来，不是用力量来压迫人家，是用力量来和世界其他民族合作，增进人类的幸福”[“评日本教育的方向”，《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第169期（1934），第223页]。

（3）而在同一期的《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上还刊登了教育界人士访问日本后向杭州的小学校长们发表的演讲。做演讲的祝其乐先生赞美日本教育的成绩，并得到在座同人们的认可。祝先生强调日本小学6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99%，整个小学教育体制井井有条、整齐划一。他还说，除了“忠君爱国”，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认真与勤劳的态度，“日本人做事的长处是遇事不苟且，且肯守纪律”。他多次强调日本小学教育的认真精神，“无论何事，迎头去干，不肯放松”，对本国传统也轻易不做修改[祝其乐，《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第169期（1934），第235-237页]。《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编者上述1934年的社论就是希望修正这次演讲流露出来并得到听众认可的肯定日本教育的意见，对日本的对外侵略进行批评。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在更加深层的意义上批评日本教育以“富之发达”和“武之发达”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没有指出这种为众多民国人士崇拜的实用主义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935年，杭州出版的《青年》杂志刊登了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雷震先生（1897—1979）的文章，《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乎？》。作为民国重要的政治家，雷震在文章末尾预测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他写道：“中日战罢，两败俱伤，日本固一败涂地，中国亦濒于绝境，物质精神，同归于尽，惟第三者则坐收渔翁之利耳。是故中日两国只有互助，才能共荣，以理衡之，无论以人种立场而言，抑以东方文化立场而言，两国决不容许尔强我弱，互相攻击，不幸事实则不然，吾辈又徒唤奈何。”[雷震，“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乎？”《青年》（杭州），第2卷第11期（1935），第216-220页]

雷震先生之预言不幸而言中。但是由杭州《教育周报》以及中国教育人士欣赏日本现代化道路、愿意借鉴日本教育成功经验的态度来看，其实本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坚实基础的。对这一历史情况，今天在东北亚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各方都应该认真思考，以期各国都重视双边关系，不被第三国操控，并且在治国理念上由单纯追逐国富兵强的理想上升到足以营建和维护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共同价值观。

（作者为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第13届中日共同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回应山田伸吾先生之报告《内藤湖南与朝鲜》。该讨论会于2018年8月26日在京都龙谷大学清和馆举行）

作者：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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