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使西纪程》

1856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为他所执教的香港英华书院编译出版了一部名为《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以下简称《智环启蒙》）的中英双语教科书。该书根据英国人查尔斯·贝克 （Charles Baker，1803—1874）的Graduated Reading: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为底本改写而成，内容涵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俨然一部小“百科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介绍了当时在西方风行的一种学说——“文明等级论”。所谓文明等级论，就是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按照“文明程度”之高下，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

在《智环启蒙》一书中，理雅各把世界各国分成了四个等级，分别命名为“国之野劣者”（Savage Nations）、“国之野游者”（Barbarous Nations）、“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Halfcivilized Nations）和“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Civilized Nations）。其中的“civilized”，也就是后来我们习见的“文明”或“开化”。其中涉及当时中国的中文段落如下：

第一百五十六课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论（Half-civilized Nations）

有等邦国之民，于格物致知，已有所获，于教化政治，已有所行，但仅得其偏而未得其全者。如阿非利加数国，亚西亚之印度、日本、波斯、土耳其等国皆然。如此之邦，其人耕田，颇识工艺，有法有书，惟于有用之艺，多所未达，而习俗亦有惨酷者。

▲《智环启蒙》扉页与“半文明、文明国”内页

乍看之下，引文似乎并未提及中国。但稍一比较《智环启蒙》的英文文本与贝克的原著，便会发现，贝克原著将中国列入了“Half-civilized Nations”；理雅各编写时，虽然将中国从列举的名单中删除，但加上了“and other countries of Asia”字样，相应的中文文本为“亚西亚……等国皆然”，可见理氏本意，是把中国计入“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内了。文字增删之举，大约是理氏恐触发中国人怨谤，对原著进行的“技术处理”。而欧洲多数国家和美国，则处在文明四等级顶端的“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之列。

我们不免好奇，当时的人们看到这一论断时会作何感想？毕竟，彼时国人尚把“华夷之辨”看作天经地义。可惜的是，目前我们对于《智环启蒙》在中国香港以外地区的使用情况缺乏更多文献印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方面可能由于教科书多用于学堂授课，读者类型比较单一；另一方面，或许理雅各对于“半文明国”名单的模糊处理奏了效，这部书最终并没有触碰到国人的神经。

不过，接下来的例子便可以证明，“文明等级”的言论在当时可能引发多大的风波——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出使期间，曾将自己在异邦所见所感巨细靡遗地记入日记，呈交总理衙门审阅，后刊成 《使西纪程》一书。他在1878年3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西洋言政治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馀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伯比里安（barbarian），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从郭嵩焘的字里行间，可见他颇受到刺激。在后文中，他提出“泰西政教风俗美善”，并建议清人向西方学习，竟“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最后为平息物议，朝廷诏令其书“奉旨毁板”，其人则不复起用。

1860年代，《智环启蒙》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据沈国威先生研究，1860年，包括20册《智环启蒙》在内的大量外国书籍通过荷兰传教士由中国运往日本；考虑到中日之间江户以来的图书货物流通情况，很可能在此之前，《智环启蒙》就已被介绍到日本了。大概就在这时，《智环启蒙》进入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视线。

▲福泽谕吉

1859年，福泽谕吉放弃兰学，开始学习英语。在由兰学转向英学的过程中，中国的汉译西书和英华辞典，常常是日本知识阶层主要的知识来源，福泽谕吉和很多日本启蒙思想家都曾通过《智环启蒙》学习英语。在福泽的手泽本《智环启蒙》的“后跋”页末，显示该书为1856年的初版。虽然后来福泽谕吉作为幕府使节团随员赴欧美时，也曾利用官府发放的旅费购置大量英文书籍和英文中学教科书，且学界一般认为这些书籍构成了福泽“文明论”叙述的基础；但他初次接触《智环启蒙》“文明论”的时间，很可能要早于这些英文教科书和相关英文书籍。

福泽选择接受并宣传《智环启蒙》中“文明论”以及日本被列入“半开化国”的篇章，发愿要让日本进化为“文明国”。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他指出：

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

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

福泽以《文明论概略》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不但发挥了开启民智和推动日本文明开化的作用，更影响了一批近代中国思想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有志之士无不寻求救国良策，渐有国人宣扬“文明论”。此时，距《智环启蒙》在香港首次出版已过去近40年。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积极使用“文明”一词且产生较大影响者。他发表于1899年8月23日《清议报》上的《文野三界之别》，就直接源自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他断言：

今所称识时务之俊杰，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诚当矣。

后来，这一理论逐渐为国人所认同。到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几成“言必称文明”之势。以20世纪初《申报》刊载广告为例。所售者从书籍到医药，各种“文明书局”、“文明学社”，乃至“文明戒烟丸”之类，不一而足；来自国外的日用器物、婚丧礼仪、饮食消费及休闲娱乐也统统被贴上“文明”标签。甚至孙中山在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对新成立的民国跻身“文明国”抱有期待。这些现象，都可以为“文明论”流行的时代底色作一注脚。

然而，救亡心切的国人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文明论”，以至于忽视了对这一概念的反思。“文明论”并非一个普通的中性概念，它的出发点是建立起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获得对文明低位阶国家干预和改造的合理性。西方人在著作中，尤其是以《智环启蒙》为代表的教科书中宣传“文明等级论”，其实是19世纪英美诸国的一种普遍策略，目的在于使该理论成为“带有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是，文明等级划分标准是否具有科学性？说到底，它缺乏科学的归纳方法，是一种“以论带史”式的学说。

《智环启蒙》是理雅各为中国学生而作，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反而在邻邦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影响了福泽谕吉文明论的书写；最终，文明论又经由中国思想家的接引，被清末民初的国人不加甄别地内化为一种心理常识。这种近代史上奇特的“出口转内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胡译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编辑：周俊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