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是鲁迅逝世85周年纪念日，重温“大先生”在《这也是生活》写下的句子，这份对“小我”以外世界的关切，是当下写作者依然绕不过去的命题——文学究竟如何有效呈现公共生活？窗内窗外世界的结合点到底在哪？

“全球化和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边界看上去拓展很宽，‘泛文学’现象突出，但是以流量为中心的写作某种程度也在稀释着文学的传统——文学本身应该参与到时代进程，推动社会进步。”第五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在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的观察里，21世纪以来，很难出现1980年代那么多现象级文学作品，眼下一些写作更多指向娱乐化与私人化。“当然，个人化书写曾有力推动1990年代文学的审美自立和自律，但同时也带来与生俱来的局限：过于关注自我，切断了自我和他者的联系——虽然文学不必然要回应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但公共性如果被普遍排除在作家视野之外，则不太正常。“

如何重建多层次、多向度的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对话性，引发了众多作家评论家的思考。

恢复文学的行动力

有一次学者黄灯在北京开会，碰到有人当面“表扬”——“你真会选IP”，她听了很生气。从阅读量超200万次的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著作《大地上的亲人 》《我的二本学生》，她自认是自身自觉驱动、而非功利性的写作。“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儿媳，在二本学校教了十几年的书，我不需要刻意选择什么，我写的就是我生活半径里的人和事。”她曾在网上一条条刷着评论感慨，“那时我不觉得他们是屏幕后面的人，我觉得网友都是我身边的人。”

不少写作者梦寐的“爆款”，果真有“流量密码”？“我没有主动去挖什么热门选题，但我相信个人经验也是可以和公共经验对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敏锐捕捉一类群体的共通诉求或痛点。我们的个体经历和时代同步，所以社会每步进程都会在一代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在黄灯看来，比起生硬地介入现实，或是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去特定场所，很难潜入生活的B面；深度打量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半径”往往更有说服力。

“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的事，我写的就是自己经历过、见证过、思考过的那些——矿山的生活，工友的命运，家乡的风雨。”当过16年矿山工人的陈年喜，陆续写下诗集《炸裂志》、非虚构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他认为，“公共生活”不应该局限于热点生活，“每个人的生存经历不同，面对的生活轨迹也不同。写作者写出了他的生活，人生命运，交织起来也是一个时代图景的生动侧影。”

今天重提文学与公共生活，强调的正是一种文学与时代的对话能力，也是在呼唤一种新的精神自觉。“当人类进入非常复杂的‘后真相’社会，既有的文学经验和写作样式很难洞穿这个时代的复杂性与多维面向。我们需警惕各种借现实主义之名实质反现实主义的概念化、潮流化写作，而是重建文学与大地、文学与世界的联系，在自省与自信的双向维度上，恢复文学的行动力。”《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认为，眼下日渐升温的非虚构写作等，之所以广受关注，可能就是在传统“套路”之外，探索一种更迅疾有效的反应，拓展新的可能性。

这也就不难理解，非虚构自媒体平台“真实故事计划”鼓励大众第一人称的叙述表达，成立最初三年收到来自各行各业的40万个文本故事。创办人雷磊谈到，平台运作中采用选题的方式挖掘文本，希望写作摆脱自娱自乐的困境，真正走向大众，也为更多人提供一个发声渠道，帮助普通的写作者一直写下去。

公众写作不等于“公众号式写作”

“但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写作不等于公众号式写作。”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康凌谈到，有时出现一个议题，马上有不少作者扎堆“追”热点，但这批文本是浮于表面还是有所沉淀，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认为，写作者不能仅仅流于外在触动下就开始做文章，也需在长期的自我经验对话状态中，把自己内部的公共性挖掘出来。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黄德海提醒道：“文学与公共生活，二者的关系应建立在文学对公共生活真正的理解上，必须是自己感受最深的那部分，而不是刻意与公共生活建立同谋或者过于友好的关系。有时文学的人在室内待久了，根本不知道公共生活的复杂性，出去以后反而扰乱了公共生活。”《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认为，说故事的人的职责，更多是创造构筑空间，让不可见的事实真相变为可见的，同时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断地挖掘理解的可能性。

“窗户好像暗示着一种眺望，窗内私人领域的文学与窗外更广大的世界构成怎样的关系，是值得展开讨论的话题。”工作坊召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指着新一期海报说。《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认为，对于每个写作的人来讲，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创造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想象一个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也是靠每个人创造出来的，比如沪上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读书会，很多读者周末花时间跑来参加，是希望听到一些超过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从各自窗户走向公共的广场。”

《上海文化》编辑、评论家木叶认为，真正的公共生活其实无处不在，好比这个世界的超级链接——和无数的人、事、物无限勾连，“无需迎合也无法躲避，或者说，每个人都天然携带着一人份的公共生活，而一个书写者的才华就在于为之赋形。”这个过程也是发现自身局限的过程，知其“能”也知“不敢”及“不能”，“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努力把灵魂与灵魂之间既不相通，又可能存在着的微妙相通呈现出来。”

“比起直接简单的介入，本土作者与公共生活的互动，更接近于从情感本体出发的一种感化和温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军认为，相较有些小说停留于“短平快”记录公共生活，他更呼唤文学式的艺术表达。他以上海作家金宇澄《繁花》、项静《清歌》等作品为例谈到，“前者写的是一个家的索引图，小说结尾叫成家，成家的时候，所有人命运连接在一起，世界所有公共生活连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后者写她家乡的故事，生动细节串起了城市里的乡愁。”

跳出“围墙”的创意写作

恰如叶祝弟所说，文学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度量衡，在文学意义上丰富公共生活的厚度和深度，正因文学有助于捍卫人内心的丰富性。眼下，文学界也不断吸纳吸引着来自更广泛层面的文艺力量。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举起出了约70期的《杨树浦文艺》杂志，他发现，相较所谓文学专业人士，不少“基层文学作者”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也是不容忽视和遮蔽的，了解不同群体的趣味也能明白公众文学趣味的多元趋向。

“很多人把创意写作仅放在校园，这是狭隘的。创意写作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比如欧美创意写作真正发达的不仅在校园，还有在社区写作，在监狱写作，在精神病医院的疗愈写作等。这是更开放意义上的面向公众写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禄畅想过一个图景，如果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们，也选择写下自己亲历的故事，就能与老师的文本互文，更好参与到文学公共生活中。“当然，未经专业训练的写作不一定文字有多纯熟，但表达真情实感的生活，就是不错的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尽可能邀请大众书写自己的存在，参与改造今天的世界。“当更多人拿起笔写自己的人生故事，文学也随之跳出了隐形‘围墙’或边界，渗透到更广泛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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