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超》是一部真实记录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肝胆医学创始人——吴孟超院士97年人生旅程的文学作品。书稿以时间为纵轴，全方位展现吴老从一名人民军医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精诚大医之心路历程。

本文选摘自《吴孟超》第11章，题为《沙滩上的孩子》，生动展现了吴老“要把病人一个个都背过河去”的高风亮节，以及耄耋之年仍挺立“攻克癌症”之潮头的勇士精神。

《沙滩上的孩子》

大海退潮后，海边的沙滩上留下很多被搁浅的小鱼，在烈日下等待它们的似乎只有死亡。但有一个孩子弯下腰一条一条地捡起这些小鱼，重新扔进大海。旁观的一位大人对这个孩子说：“那么多小鱼你捡得过来吗？一条小鱼而已，有谁会在乎呢？”孩子一边不停地往海里扔鱼，一边说：“你看，这一条在乎，那一条也在乎。”

诗一般的画面，朴实又理性的话语。吴老所描述的，其实就是肝胆外科医生对肝癌患者救治的无奈现实。这些小鱼如同患了肝癌的病人，对于搁浅的小鱼，太阳一晒，难逃死亡的命运。外科医生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为尚有“手术可能”的病人切除肿瘤，让他们至少延长生命，改善生存质量，甚至幸运地被治愈。因此，肝脏外科医生就像那位执著地在海滩上救鱼的小孩。尽管他能够救起的小鱼数量很有限，再说即使已经抛回大海的小鱼仍有再被搁浅（譬如术后复发或转移）的可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确有一部分幸运者就此而重获新生！而这份幸运，正是肝脏外科医生所能获得的自我满足和职业成就。

现实的情况是：明明知道不能挽救所有肝癌患者，却从不轻言放弃，执著地努力着，试图通过手术切除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给患者治愈的机会。吴老就是这位海滩边不辞劳苦弯腰救鱼的小孩。尽管在当前，欧洲和美国肝病学会所推荐的肝癌治疗指南（按照巴塞罗那分期来制定的）并不推荐为那些中晚期肝癌、肝功能Child B 级（即B期与C期）或合并门静脉高压的肝癌患者进行外科切除治疗。然而，在手术技术大大改善和术后并发症明显减低的今天，全世界各地仍有许多肝脏外科医生固执地坚持在那么做。生活中，即便患者被告知在当前的医学技术条件下，“根治性”切除术后依然存在相当高的肝癌复发率，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还是很坚定地选择手术切除的治疗方式——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仍怀抱着被治愈的渴望。

在肝病领域权威杂志Hepatology的一篇社论里，文章的通讯作者Dr. Bruix（巴塞罗那分期的缔造者之一）也承认，在不符合当前指南标准的所谓非理想手术人群中，“手术结局看上去似乎比另外一些方案要好”。这个结论来自于Dr. Roayaie 等发表的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在这项研究里，所谓的“非理想手术人群”的术后5 年生存率超过30%，这一结果大大优于同期的采用别的治疗方案的肝癌患者人群。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分人群竟然占到了所有手术人群的将近70%。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欧美协会推荐的肝癌治疗指南与目前全世界肝癌治疗现状相当不吻合。这难道说明，全世界的肝脏外科医生都是藐视指南、不负责任的吗？还是患者被我们外科医生误导，从而作出错误的治疗选择了呢？

在这篇社论的一张表格中，作者列举了“所有”造成肝癌患者不同治疗方案的相关因素。但是，吴孟超等有担当的医生们都认为，表格“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患者及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和“自我决定”。也就是说，当这些肝癌患者被告知各种可行的治疗方案的风险和获益情况后，他们有权利根据自身情况作出最终选择！

肝癌的治疗差不多是当前所有实体肿瘤中最为复杂的，这也造成与肝癌相关的不同专业医生们经常为了采取何种治疗方式而争论不休，尤其是在外科医生和肝病学家之间。然而，换个角度重新思考，我们或许会豁然开朗。那就是，让所有医生和接受治疗的患者作换位思考：如果哪一天我们成了那些不幸被搁浅的小鱼，我们自己是否期盼幸运地成为被海滩边小孩所解救的那一条呢？

因此，请我们的医生朋友反复提醒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替代患者做最后的选择！请那些尊贵的学术权威们试着倾听患者内心的诉求吧，因为患者的诉求就是我们“值得做”的事情！请不要有意轻视肝脏外科医生的努力，也不要妄图用“指南”的形式压制肝切除手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像嘲笑那位在海滩上捡拾搁浅之鱼的小孩，因为这个孩子笃信这样的执著——“这一条在乎，那一条也在乎”。其实这位“小孩”——吴孟超，至今也仍在不辞辛苦地在捡拾这些被搁浅的可怜的小鱼，奋力将他们抛向大海。

吴孟超院士至今已是九七高龄了，仍高高地扬起生命的风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老人家还不时地进“开刀房”（吴孟超惯用语），主刀高难度的肝癌切除手术。要不是笔者亲眼所见，简直怀疑这是真实的。从打开腹腔、细致探查、间隙阻断、剥离肿瘤，直到最后的缝合，全程都亲自操作，动作之利索，手术之干净，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从2016年底随吴老到四川宜宾，在“李庄同济医院”开院仪式后，亲眼见到他为一位七旬女病人切除10厘米×11厘米肝癌的示教手术；再到2017年初，老人家在福建医科大学的“孟超肝胆医院”揭牌后，为该市一位神经内科主任摘除如火龙果般的巨大肝脏肿瘤。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都不超过1个半小时，病人术后都恢复得很快很好。2018年大年刚过，吴老又不辞劳苦地进手术室了，要知道吴老已96岁了。他很朴实地表示：“只要能做一天手术，我就要继续做下去，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为了写《吴孟超》这部稿子，我经常有机会拜访他老人家，便随口问他“您老累不累？”他像老顽童般地回答：“我越做越快了，熟能生巧么！”

说不累是假的，但口中喃喃念叨着：“这一条在乎，那一条也在乎”倒是真的，毕竟他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都背过河去”。

这，就是吴孟超的人文情怀！

“海滩上扔鱼孩子”的形象，使我下意识地联想到300多年前英格兰大科学家牛顿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哲理话语：

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我自己以为我不过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发现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块卵石或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至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翰的真理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可见，自然多博大，奥秘何其多！

众所周知，牛顿曾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和光的色散原理，并与莱布尼茨共同发明了微积分，阐明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以及科学方法论，等等。因此，被公认为“近代物理学之父”。难怪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会为牛顿写下墓志铭：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切变为光明。

一位是海滩上捡贝壳的牛顿，一位是海滩上扔鱼的吴孟超。

像牛顿这样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作出了这么大贡献的伟人，也遗憾地表白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是肤浅的——真理如同浩瀚的海洋，永远也无法穷尽。他认为，自己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定律和微积分等，只不过是在真理的海滩上捡到了几个美丽贝壳而已。而吴孟超为人类战胜肝胆疾患（尤其是肝癌），拼尽了一生精力，但所发挥的作用也仅仅如同海滩边那位无奈地救助濒临死亡之小鱼的孩子，只能口中喃喃地念叨“这一条在乎”“那一条也在乎”而不辞艰辛地努力着。

多么固执而又可爱的沙滩上的孩子们！

吴老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天天在呼唤的“医学伦理”，就是这种人文关怀的核心理念——仁者爱人，医本仁术。当然，“这一条在乎”“那一条也在乎”只是他老人家无奈且痛苦的权宜之计，但确确实实就是大医仁爱精神的最达意的注释——“要把每一位病人都背过河去”的医学信仰使然，也是对癌症机理（同样是自然奥秘）认识之肤浅的无奈！

残酷的现实表明，在对肝癌做“根治性”切除术后，依然有相当高的复发率。也就是说，海滩上的小鱼会晒死一批又一批。最好的办法，恐怕要在沙滩前端筑起一道防波堤坝，让沙滩消失，小鱼再也没有可搁浅的沙滩了。也就是说，得想方设法从源头上阻断人们得肝癌，至少不会出现在很晚期才发现肝癌的痛苦现状。

而要修筑这么一道能够不断向前推进的堤坝，这可是一项大工程，靠一己之力，无疑纸上谈兵。必须培养大批学生，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齐心合力。这就有了前面几章所叙述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老已前瞻性地建立起全军肝癌研究中心，在与“众病之王”对弈的棋盘上，除手术外，他还曾顶着巨大压力花大力气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棋盘上布下了相应的棋子，脚踏实地地以“院所结合”的形式创建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与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研究型医院”。他还巧借外力，尽快造就坚实的人才梯队，坚持聘请美、日、德、澳等国的10多位知名专家为客座教授，坚持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学生派往国外深造，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医学科学理论与技术，发挥留学人员作用，建立起两边有“点”、优势互补的“哑铃”国际合作模式，相继组建了中德合作信号转导中心、中美合作移植中心、中日合作内窥镜中心等科研团队。以他成熟的管理学智慧，较快培养了修筑“堤坝”的团队，并推进国内外相关专业的最新信息和研究成果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使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跻身于国际前沿，相继涌现出一大批作出突出科研成果并持续不断在努力着的专家与教授。同时，吴老还组建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治疗和科研大平台，让他的学生们有较理想的创新基地与科研舞台。如今，连同“大专科小综合”的安亭新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总床位已达1800多张，光2017年的肝胆手术量已逾11000台。

外界给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的溢美呼声、表彰与赞歌——每年奖状一大筐，锦旗一大堆，可吴老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作为第一责任人，他眼里满是整个医护各环节、基础与临床融洽转化上的不足与缺陷。作为医学科学家，他始终急切地关注着：“什么时候能从源头上遏制癌魔，我吴孟超面前鲜有肝癌患者了，我才高兴呢！”

——选摘自《吴孟超》第11章

作者：方鸿辉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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