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不起被我杀害的中国女人和男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我罪该万死。几十年前在中国境内，我干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为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自知罪恶深重，所以希望我死后，能有人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去，撒在天安门广场，让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我，就算是我的赎罪方式吧。”

这段话摘自侵华日军大岛中典写给“遗言收集者”袁苡程的信件。

▲《见字如面》剧照

第三季《见字如面》最新一期的节目中，观众跟随朗读者、演员董勇走完大岛的一生，从战前到战后，从疯狂杀戮到内心煎熬。面对这样的公开忏悔，沉重之余，值得反思。

大岛中典：战争召唤内心的恶魔，杀人成为最刺激的人间游戏

1937年，年仅17岁的大岛中典作为增补入伍的新兵，加入侵华战争。离开家乡时的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舍之情，因为在他看来，天皇号召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融进了他沸腾的年轻血液。大岛所在部队在多日的狂轰滥炸后，首先攻陷了中国南方的古城苏州。

无尽的杀戮由此开始。28个中国人，倒在他的脚下。200多名妇女，任人奸淫。

“多数人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而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知道，杀人也会上瘾，那才是最残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和控制别人生命的生杀大权的自豪感，也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当杀戮不但被允许且成为必须做的事时，你就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们都成了杀人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战后，大岛中典作为幸存者回国，成为一名牙医。本以为生活会趋于平静，但作恶的梦魇始终缠绕着他，妻子、孩子、女婿、孙辈却继续失踪、夭折甚或意外死亡。哪怕他跑到美国，试图隐瞒历史，都无法摆脱噩梦的困扰。

一个起初连杀鸡都不敢的男孩，到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异化的大岛中典，既是战争的共谋，更是二战的牺牲品。曾经的“快感”成为他梦魇的根源，无法填补，更难以逃避。即使他皈依佛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虚妄。唯有直面反思，才能从中感到一丝内心的平静。

许子东：如果日本人能普遍具有忏悔意识，中日关系会好很多

大岛中典在信中呈现出人性的种种面向，加入侵华战争的他，通过战争对人性“恶”的无限扩大，从虫子都不敢虐待的人走向杀人上瘾的两极。在国家的利益之前，他的个人行为自然归属为集体行为的折射，在统一战线的侵略里，沦为了一匹泯灭“善”的恶狼。

于是当战争的浪潮退去之时，大岛中典必须要去面对他人生里永远无法应对的一场错位。值得一提的是，大岛中典的创伤并非单纯的战后心理综合症。家人接连的失踪与死亡所产生的宿命性，是一种无形的审判，更是将他的梦魇推向了极致。

▲《见字如面》剧照

正是这种不断缠绕又加深的折磨和痛苦，让他对自己在战争里的罪行，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忏悔。这种忏悔，不是基于集体，而是始于个人。

虽然这些无法抵偿他所犯下罪行的万分之一，但对于这份不加回避与粉饰的忏悔，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他的意义。正如许子东所言：“如果日本人能普遍具有忏悔意识，中日关系会好很多。”

史航：反思战争？反思战败？

面对大岛中典的沉重忏悔，节目嘉宾史航从个体出发，质问集体：战后的日本，究竟是在反思战争，还是反思战败？

与大岛的诚恳与痛苦不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仿佛在战后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反思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事实。

如果说个体不具有代表性，那么作为轴心国主力的德国与日本，两个国家，在当今社会人们眼中却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德国柏林犹太纪念碑群，是为了祭奠那些在二战里受害无数的犹太人，而日本的靖国神社里仍供奉着二战里死去的甲级战犯。

德国铲除了纳粹主义的基础，而日本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并未得到清算，连他的儿子仍然是一位天皇。包括甲级战犯嫌疑人也被无罪释放，依然能成首相。

反省罪行的德国与掩盖历史的日本形成对比，日本反思战败的事实暴露无遗。

▲《见字如面》剧照

大岛中典一生的悲剧性，源自战争。他的忏悔，尽管姗姗来迟，但依旧意义深远：作为集体的构成者，他的反思面对中国，指涉日本。也许他无法代替自己曾经的祖国，但忏悔信存在告诉世人：正视历史，需要勇气，更需要一颗真诚的心。

>>延伸阅读 大岛中典信件原文

您好，尊敬的遗言收集者阁下：

我此刻已是一个87岁的老人，孤身一人住在纽约布朗士区的一幢房子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已到了胃癌晚期，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一直盼着解脱的日子能够早一点到来，因为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87岁绝不是福祉，而是神对我的惩罚——他不能让我早日解脱，而是要让我的良心每日都在文火的煎熬中度过。

我对自己的生命早已不在意了，包括饮食、营养和睡眠，但是去死的渴望却难以如愿，一年又一年我竟活到了87岁。多少人刻意求高寿不成，我是想求死却不能如愿。我46岁时皈依了佛教，而佛教戒律让我不能自杀。

因果对我的惩罚包括让我的妻子在23年前离奇失踪。那天早晨她只是照例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东西，却再也没有回来，至今生死不明。6年前，上天又让我唯一的女儿杞子和他的丈夫雄本禾田，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是我唯一的外孙和外孙女，在泰国度假时，同时在海滨浴场溺水而亡。可当时并没有任何风浪，救生员赶到得也并非不及时，可是他们一家四口却无一生还。

我得知消息后欲哭无泪，知道定是自己早年在中国杀人的罪孽在我的家人身上得到了迟来的报应，可怜无辜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对他们讲出那段经历来，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从表面上看，我早年还有一个体面和睦的家庭，我是个受人尊重的牙医，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恭敬谦卑。我太太在的时候是个贤惠知礼的女人，女儿女婿都是研究所毕业，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是这一切光鲜的存在都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都只是虚妄的影子，而该来的总会来，没人能够逃脱，所有这些看似美好的，让人羡慕的生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虽然这些灾难让我痛不欲生，五内俱焚，但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早年的罪孽在发酵，所以神会在我最幸福的时候让一切化为乌有。我深知，如果我当初战死在中国也许会更好；后来得到了一切再骤然失去的痛苦，不是更让人无法承受？是神认定我不能有一个家，即使有罪的只是我一个，其他人都是无辜的，但神却用让我亲眼看着家人突然消失的残酷方式去体验我当初夺取中国人的生命和毁灭他们家庭的永恒之痛。

啊，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多么希望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1937年，我作为增补入伍的新兵，加入侵华战争。离开家乡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不舍之情，因为我们之前受到天皇裕仁的感召，相信天皇是上帝的儿子，天皇一定要统治全世界，而要统治全世界，就先要占领中国。所以，天皇号召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融进了我们沸腾的年轻血液。我所在部队是日军第九师团富士井部队，在多日的狂轰滥炸后，我们首先攻陷了中国南方的古城苏州。

我们踏着一地的血污和尸体占领了苏州，一路能烧就烧，能毁就毁，能杀就杀。作为一个新兵，我竟然打死了四个中国人，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布店老板，和一个推板车卖西瓜的男人。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见到一个中国人就杀一个。而在参军之前，我从小到大没有杀过任何人，连鸡也不敢杀，甚至没有虐待过虫子。

我的两个姐姐总说我胆小得像个女孩，所以她们应该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在中国杀人的景象。到处都是在几天的轰炸中被炮弹炸死的中国人，遍地的尸体碎块和令人作呕的血腥使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想发疯，发狂。

多数人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而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知道，杀人也会上瘾，那才是最残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和控制别人生命的生杀大权的自豪感，也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当杀戮不但被允许且成为必须做的事时，你就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们都成了杀人狂。

我们抓来了200多名没有跑掉的妇女，有的很年轻，也有不太年轻和几个老年的，她们都被关在一个庙里。我们不许她们穿衣裤，任凭我们的人随意奸淫。最后这些妇女都被机枪扫射杀害，倒在虎丘山旁。我和几个人奉命去检查有没有漏网没被打死的，并要求一个都不能活。

当我用刺刀刺向每一个还在蠕动的白色肉体时，我感到就像在厨房里切菜，已经不感到那些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女人们是人了，而是一种东西，任何东西，比如需要被切碎的白萝卜。原来人的内心都潜藏着最野蛮的魔鬼，战争必定会把它召唤出来。我在侵华战争期间，亲手杀死了28个中国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奸污了17个中国女人。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日本，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宁。我晚上总是噩梦缠身，睡觉时经常大声喊叫，结果我被家人送进东京的一所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年，又去北海道休养了一年，才基本恢复了正常。我用赎罪的方式小心地对待每一个人，但是我做过的事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或我一个人独处时突然冒出来。

那些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在临死前瞪着我，眼睛里充满了令人战栗的仇恨——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手里的刀是在他们手里，我会变成什么。从那时起，我皈依了佛教；我必须依靠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继续带着那种记忆活下去。

后来我去东京医学院学了好几年牙医，毕业后娶了老婆，开了一个小诊所。我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自从我有了女儿杞子之后，我以为我不会再想起自己那段充满罪孽的历史了。可是每当杞子问我有关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事情时，我立刻就会满脸充血，心跳加剧。

她不懂我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奇怪的样子。后来，我决定全家移民去美国，好让杞子在另一个文化里生长，远离我认为充满了虚伪和血腥的日本文化。

到美国后，我经过努力在纽约的布朗士区开了一家私人牙医诊所，生活过得还可以。杞子每天上学，我太太就在家里帮衬。我从来都不敢把我生命中的这段历史告诉我太太、女儿和后来的女婿，当然更不敢告诉我的孙子孙女了。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安分守己、认真而勤奋工作的人，努力养家的人，是个慈爱的外公。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告诉他们我的过去会发生什么，我想如果那样，我还不如去死。

尽管如此，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的过去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那些被我夺去生命的中国人的魂魄从来就没有放过我，他们追随着我飘洋过海也来到了美国，并潜伏在我看似幸福家庭里的每一个人身后。

现在，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像浮云一样忽然消失殆尽了。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仿佛一切美好的回忆都只是一个梦。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当年在中国做下大孽的报应。我去问过一个法师，他说我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并诚心祈求宽恕。

我对不起被我杀害的中国女人和男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我罪该万死。几十年前在中国境内，我干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为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那里就是去制造罪恶的。我自知罪恶深重，所以希望我死后，能有人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去，洒在天安门广场，让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我，就算是我的赎罪方式吧。

作者：雷钰

编辑：雷钰

责任编辑：王彦

图片| 《见字如面》授权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