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盛世梵华中那些美轮美奂的佛教造像、礼器以及制作精美的经文，形成了丝路千年的历史，编织着四方文明。其中的一朵“奇葩”影响到了之后中国悠远绵长的佛教造像艺术，这就是犍陀罗艺术。

在国内，有关犍陀罗艺术的全面研究才刚刚起步。 日前，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通史性著作《犍陀罗文明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犍陀罗文化收藏家、学者何平，最近携新书做客上海博物馆“走进犍陀罗文明”讲座，与读者畅谈这一文明的演变脉络。

《犍陀罗文明史》是国内第一本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综合性通史著作，全书68万字500幅图片，全面梳理了犍陀罗文明脉络以及佛教文化在此地区的发展演变历史。通过文字和图像的结合，这部作品勾勒出这个曾经在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明的轮廓和发展脉络。

在学界看来，犍陀罗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不是“他者”，而是和中国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 何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犍陀罗位于今天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繁荣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土地上曾建立起著名的贵霜帝国，出现了迦腻色伽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犍陀罗是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这里碰撞和融合。约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间，犍陀罗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有学者指出，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犍陀罗地区。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形象出现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仔细观察，雕刻精致的西洋造像特点构成了犍陀罗佛造像的艺术形式——鼻梁与眉脊相连，鼻翼窄，嘴小，嘴角深陷，唇形饱满；眼窝深陷，轮廓明显；面部有淡淡笑意；额中发迹前伸，波状缕发，发缕清晰；头发为束发形肉髻，后来头发卷曲，制成了螺发状肉髻。

造像的容貌、衣着均为西方风情，但内在的精神特质却是东方之神韵。佛像眼部线条流畅，视线低垂，面容安详，以此体现了释迦牟尼冥想过程中的神情。

很多学者认为，佛陀形象应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

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书中指出，从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比如，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在孙英刚看来，虽然犍陀罗是丝路贸易中的重要环节，但它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不是贯穿此处的丝绸贸易，而是在犍陀罗受到系统佛教训练的僧侣们，怀揣着对佛的理想和执着穿越流沙，将佛教传入中土。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

《犍陀罗文明史》强调将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和传播视为一种“世界史”的脉络，继续重新认识中国中古文明和佛教史，学术价值显著。书中谈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化之后，本来植根于此的犍陀罗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耀眼。因此，要理解中国文明和艺术演进轨迹，甚至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都不能把犍陀罗文化因素排除在外。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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