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刘慈欣笔下心心念念想靠文学谋生的自己遭遇书卖不出去的窘境吗？

“他们卧薪尝胆五六年，各自写出两部300万字的十卷科幻和奇幻史诗，书名分别为《三千体》和《九万洲》。两人对这两部巨作充满信心，但是找不到出版者，于是一起变卖了包括房子在内的全部家产并预支了所有退休金自费出版，最后，《三千体》和《九万洲》的销量分别是15本和27本，总数42，科幻迷都知道这是个吉利的数字，举行了隆重的签售仪式后（同样是自费），两人就开始了流浪生涯。 ”

刘慈欣科幻小说笔下的情节，其现实版正在文坛上演。当然，程度还没那么惨烈，据说在海外文学市场，一本纯文学书销量仅3000本已经不是件丢人的事。

最近，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CE)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令海外书评界得出颇为悲观的结论：图书尤其是纯文学新书的整体销量日益萎缩；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3年，将写作当成全职的英国作家比例从40%下降到了11.5%。为防止欧美优秀小说“濒临灭绝”，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提出了资助作家及独立出版机构的具体方案，引发业内争议。

至于给作家一小笔钱就能催生出好作品，不少资深人士对此持强烈怀疑态度。

有文学编辑直言，除了金字塔顶端凤毛麟角的佼佼者能够变身“印钞机”——如J.K.罗琳、斯蒂芬·金本本畅销持续引爆市场外，大部分严肃文学小说家新作发行不温不火，有的作品被批评“缺少故事性，不够吸引人，影视改编后劲乏力”，一些作家侧重文本的实验性，让读者直呼看不懂，自然也就少人问津。

那么，当受众很难从部分纯文学作品中，短兵相接地感受到故事的乐趣和挑战时，深陷“孤芳自赏”危机的小说家该何去何从？

【一本纯文学书销量仅3000本已经不是件丢人的事】

这份报告称，图书价格、销量以及预付款的下降，意味着纯文学作家比以往更难单独依靠作品来谋生。在今天的海外图书市场尤其是严肃纯文学领域，一本小说的销量只有3000本已经不是件丢人的事了。

“按精装书均价10.12英镑计算，再减去零售商拿走的一半收入，剩下的1.5万英镑还要在出版社、代理商和作家之间分成。”有英国编辑算了笔账后发现，海外作家几年前曾拿到6万英镑预付款，但最近的新书只收到6000英镑预付款，可谓“极具代表性的滑坡”。难怪自2005年到2013年，将写作当作全职的英国作家比例从40%下降到了11.5%。

报告还指出，2017年英国有超过100家图书馆陆续关闭，图书馆的式微正对作家们造成不利影响——那种理所当然就能向图书馆出售几千本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报告显示，主流出版商的利润在持续增长，但“巨头出版商占据垄断了最多的市场份额，对于族群多样性、多元化写作的投资不足”。

在读者人数庞大的中国，纯文学小说的首印数也很难突破万册，著名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等，长篇新作单行本首印数在十万册以上，已属成绩惊人。

不过，相当比例的写作者并不急于从“写书出书”这项事业中寻求“快速变现”。

有的作家很“淡定”：“要承认一个事实，大部分作家是码字匠人，勉强糊口的状态，我们和那些优秀的陶艺匠人、小提琴手或刺绣匠的生活并没什么不同。”

【不好看的小说才高明？可读性与艺术性并非敌人】

谈及纯文学图书遇冷的原因，不少海外出版商将矛头指向了一些作品的低可读性。

资深书评人蒂姆·洛特在《卫报》上嘲讽了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所谓的“资助方案”，他认为纯文学作家有义务“写出更好的书”，即故事性更强的小说，并点名小说家艾米·麦克布莱德的《女孩是件半成品》就是“失去故事性”的典型例子。

但作家们并不买账。英国知名女作家尼科拉·巴克是“实验性写作”观点的拥趸，

她认为：“文学确实离不开故事性，但并不意味着就要一味迎合市场。逆流而上的试验性作品，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想法，这些火花逐渐聚合成文化群体，从而为更大意义上的文学有机体提供养分，最终渗透到主流中，促进文学艺术发展。”

反观国内，持“不好看的小说才高明”观点的作家也不少，个别纯文学作家醉心于文本实验，甚至把讲故事的功能“推”给通俗文学。

“文学圈有个倾向，羞于谈及类型小说，加上更多学院派小说家的介入，现在一些小说的思想任务很重，往往忽略了叙事。就像绘画摆脱具象，音乐放弃调性，小说也几乎从现实的日常形态抽离。”王安忆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小说本就是世俗的消费，从《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到英国狄更斯、简·奥斯汀的小说莫不如是。

可读性和艺术性原本就不是“敌人”。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提醒，近年来有作家在“超越自我”、追求“思想”的路途中似乎剑走偏锋，一味抽象化，使得叙事的文学性被冲淡，作品人物不接地气，远离生活，缺少亲和力。“小说追求思想没有错，但是思想的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和叙事性来获得，否则小说就滑向非文学了。”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吴钰 王磊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