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更煽情的“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一）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数字科技的浪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然而比尔－盖茨却说——“我们仍然处于数字革命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广义相对论瓦解了“现在”，量子理论重新定义了“这里”。我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弗兰克－维切克（Frank Wilczek，他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说，随着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在21世纪，下一个被更新的将是“我”这个概念。然而，似乎不用等到理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我”这个概念的基本直觉已经被技术改变。我们正在见证和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切身参与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变革。这些技术变革正在重塑“人”的形态、“我”的意义。当然，必须看到，在成为“后人”或者“新人”的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中，“我们”还有很漫长的道路。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混合现实……,这些新技术提供新能力和新便利的同时，正在带来一种更深入、更全面的生命治理。这就是我们的digital being。过去三十年间，科技的主要成就是研制出无数种“数码物件”，在此，我呼吁在digital object的研发之外，还要推动一种更根本的digital subject的探索，这将是一种新的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一种新的humanities。

对于这种新的“人学”，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人工智能。

最近这几年，人工智能几乎成为艺术、设计和教育领域最火热的话题。其实，与互联网猝不及防的迅猛发展不同，我们对人工智能已经有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思考。十九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就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着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它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

同时，过去一百年的科幻文化也把AI窄化了。机器人只是AI的一种典型形式和一个发展方向，也就是“人工生命”，它的早期回声是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实际上，AI技术已经通过电脑和手机陪伴我们很久，以至于“日用而不知”了。

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由于它可以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AI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它有助于我们去探索人类的思考、学习、分析、推理、规划和想象……究竟是怎样的智力过程？我的意思是：我们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应跳出人工生命的想象进入更广阔的天地，我相信一定还存在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然而，目前的现实却是，拟人化的AI想象窄化了我们对digital subject的理解，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生命和生活形式的想象。未来的设计应该超越这类“窄化”，通过“设计”为人的未来创造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可以“写诗”，可以在棋盘上战胜人类，但是它必须接受指令才会写诗和下棋，它并不具备写诗和下棋的原初欲望和冲动。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修正机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上。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还有无数他者——他人或其他的AI，如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目前AI技术的难点所在。心灵没有方程式，社会性的心灵更加无法用算法解决，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更煽情的“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作为一个策展人和艺术教育者，我愿意乐观地说，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这个自媒体／社交媒体的网络社会、这个“自动化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

（二）

最近这三年来，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每年都到中国美院上课，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对“自动化社会”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熵化”和“感性无产阶级化”的反思。他认为：“算法所支持的自动化，会造成生产收入再分配这一凯恩斯模式的消失，这一模式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使那个宏观经济系统得以收支平衡的基础”。更关键是——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正在将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引向对所有知识的毁灭”。斯蒂格勒所说的知识，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不仅是指生活知识、动手制作的知识和制造概念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如何活着的知识和如何思考的知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关怀）。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他进一步谈到：“社交网络利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把持留当做数据来挖掘，同时又靠算法生产出自动化的、人为的前摄，也就是模态化行为。这种模态化行为毁灭了心理与集体个体化（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西蒙东对社会的定义”。由此，“社交网络成为一种反社会的技术，正在使人的社会化生存产生新的危机”。或许，这正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所说的那种“新型野蛮”。

近二十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我们似乎是被不断地重新置入程序，就像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迫换手机。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是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更新，我们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这种加速度，这种实时性，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我们从来不是自然人，我们是技术化的人、人工化的人，是human being加上artificial being。那么，作为技术化的感官集成的存在，我们如何制作？问题不在条件怎样提升，资源如何增长，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还能保有我们的主体性？我们是不是还有那种制作的、创造的、斗争的欲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亚马逊、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性的诱导和窄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我们的欲望被放大。新技术对我们的阅读是一个超级踪迹学建构，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用户的定义，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这意味着，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欲望、你的需求、你的目的、你的冲动。然而，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这不过是由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同样，通过脸书和微信，你总是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社交网络营造出一个让我们每个人都舒适的“共识性”小环境，一个自我映射、自我生产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已经具有了MATRIX的基本雏形。我们在自媒体的自我数据化中“被个性化”，在“朋友圈”与“众筹经济”的网络互动中“去社会化”，在越来越自动、便利的系统中沦落入“功能性愚蠢”，陷入网络的隔绝与忧郁……。

我们看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人的发展更是瞠乎其后。40多年前，福柯宣称“必须保卫社会”，今天，为了人的保存与人的发展，更加迫切的是——必须重新发明一种人学。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穷细分，但同时人文学者们又总是在抱怨，技术把人同质化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否弄清楚，这些新科技究竟是把社会变丰富了，还是变单一了？我个人这些年的感觉是，在表征意义上人们的确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但是在深层意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sociability）却被极大地削弱。

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的，是一种更加琐碎化的感知、更加景观化的生存。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单一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ity）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通过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手机，以及谷歌、百度、GPS、Facebook、Titter、淘宝和滴滴……，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数据流和直播秀，技术－信息－资本－权力的网络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全球治理。这个不断升级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它消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这是新的Matrix帝国体制，身处Matrix的画面之中，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

最近几年我有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21世纪已经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已经初露端倪。而新技术正在制造出一种新的“凝固状态”，我们这个自动化社会正在迅速滑向《黑客帝国》中的悲惨命运。在那部影片中，人与机器的斗争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通过新技术，极少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类变为无用之物，变成那个作为日常生活的Matrix的消费者，变成现实荒原中的赤裸生命、肉身电池。人机合体的副作用是身心的分离，在未来或许只有那“终极的主人”才能做到身心合一。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与教育的根本任务。

（三）

100年前，一代艺术家、建筑师、哲学家们在不同社会基体和历史愿景中建立了包豪斯与呼特玛斯，开启了现代艺术／设计学院模式的“双生花”。此后的一百年中，我们目睹了艺术学院的一次次危机与嬗变。在后工业和信息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包豪斯／呼特玛斯（塔特林、李西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双重百年纪念。一百年后，这个新世纪正在迅疾的技术迭代与熵化中自我奠基，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出发？

同样是在100年前，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文化的序幕，启动了那场文艺、思想、教育、社会的总体性变革。此后的一百年中，我们也目睹了“新文化”在时代命运中的起伏消长。在新文化百年之际，让我们回想一下先贤们对艺术和教育的期待。

1920年，在南京高师的皎洁月光下，年青的陶行知说：“要以四通八达之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1928年，在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先生说：要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1938年，在颠沛流离的西迁途中，我们的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说，要“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世代,而使之绵延无极……”。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的艺术和教育？

就我个人的理解，艺术和教育是同一件事：一种直指人心的感受力实践，一种自我创造的精神生产，一种以人之社会性建构改变生活、改造世界的点滴工程。艺术的讯息在人群中传递，在群与我的团结中相互学习、交互展开，在高度整合化、自动化的社会中开辟出歧见和想象；在“讯息－景观－资本”的多重现实中为我们的感受力拓展出一片新的田野，为我们的创造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略空间。

在此，艺术的社会化过程首先就是创造出艺术主体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最近十年来，我常常跟学生们讲——“不要做艺术圈子的艺术家”。同样，我在这里所谈的艺术和教育，也不是“艺术界的艺术”和“学院的教育”，而是更为根本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艺术／教育，一种自我创造的技术，一种贯穿群我、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在这个意义上，做艺术家，就是从滑向未来赤裸生命的命运轨迹中脱离出来，重新成为能动的自我、创造着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一贯主张——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时刻”。而艺术时刻，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历程中艺术发动的时刻，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崩塌、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的时刻，是自我从连绵纠葛的生活世界中浮现的那些时刻，是世界不可言说之神秘一次次焕发出来的那些时刻。

诗人里尔克说：“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在它发生之前，先行改变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所谓“未来已来”之类的套话，未来从来不会自动到来，它必须由我们自己出手，在一次次刷新自我、刷新世界的过程中斗争和创造出来。而根本的源动力来自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想象力，来自我们朝向未知领域的无目的、无功利、无穷探索的狂热。

这种源动力就是艺术最可贵的东西，它会带给我们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包含着对平等的爱、对世界的善意、对创造的欲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只要保持住这样一种心情，我们就永远不会僵化，永远不会沉沦。我们将通过生活学会生活，通过爱学习爱，我们将赢得一个开放的未来。

作者：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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