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作品《上海街景》本版用图均为资料图片

《另一座城》如果婚姻是“围城”，那么城外是“另一座城”。你爱上一个人才会发现“爱”如牢笼，将你围困。走在时尚前沿的都市女性，如何面对那些“比时尚更时尚”的欲望与情感？“双城系列”三部曲唐颖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唐颖

“双城系列”三部曲，是作家唐颖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此次集结出版。从故乡到异乡，从青春少女到成长阵痛再到婚姻生活，唐颖书写了都市女性的情感命运与成长蜕变。那些“淮海路的小姑娘”，敏感而强韧，在唐颖为她们构建的微妙和不确定的两性交往中呈现出富有张力的情感关系。通过叙述她们的故事，唐颖慢慢深入到现代人际关系最纷繁复杂的区域，将现代人更深层的情感困境和盘托出。

唐颖说，对于女性，城市提供满足但也构筑陷阱。丰富的物质对女性有莫大的诱惑，动摇着她们的价值观念。这些都为她提供了文学的素材，因为挣扎产生戏剧。然而，在她的这篇创作谈里，我们发现，真正为她提供写作源泉的，是那些已经成为遥远过往的故城街区，那些已经从真实世界里抽离、却在精神上刻下永久印痕的年少岁月。

———编者的话

约韩·厄普代克认为，“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18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惜那些密西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这多少解释了为何我故事里的人物总是带着年少岁月的刻痕。

我的“双城系列”小说《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集结出版之际，我去走了一趟从小生活的街区，在我住过的弄堂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离开这条街区很多年，我竟然没有要去拍一下旧居的念头，事实上，我总是下意识地远离它。我的这三部长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长的街区为重要场景，更准确地说，是在创作过程中作为虚构世界的背景，在记忆和想像中，它已经从真实世界抽离。因此，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试图通过肉身的远离获得精神世界的空间。

我出生时就住的这条弄堂叫“环龙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从前就叫“环龙路”。“环龙”是法国飞行员的名字。

环龙里的建筑风格属新式里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楼高三层，安装了煤气灶、抽水马桶和浴缸(当时上海人称抽水马桶为小卫生，浴缸是大卫生)，每层一套，这煤卫设备很具有租界特色，相比传统的没有煤卫装备的石库门房子。

据说1949年前整条弄堂住着白俄人。他们在相邻的淮海路开了一些小商铺，1950年代后逐渐搬迁回欧洲，最后离开应该在1960年代前期，但1970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经不通机动车，马路窄房子矮(多为三层)，法国梧桐站在两边，夏天，便是一条绿色的林荫道。南昌路象征的是那样一种有市民自治传统的旧式街区。那时弄堂口有服务社，内有裁缝铺和各种修补服务，包括配钥匙补钢精锅修脚踏车诸如此类。我年幼时全托在南昌路近思南路的民办托儿所，小学一年级是半日制，下午被民办幼儿园收留。

我一位弄堂邻居，1980年代去美国嫁了华人医生，住在山林边，夜晚通向她家的车路漆黑一片，路灯开关由她家掌控。她不习惯只见动物不见人的所谓高尚社区，怀念弄堂生活，婚后多次换房，从独栋房搬到排屋，再从排屋搬到市区的公寓房，后来索性搬回上海。

无疑的，弄堂承载了许多故事，留在记忆的欢乐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国时，我曾向一位美国医生太太描述弄堂场景：如同公共大客厅的空间，紧密的人际关系，日常里的热闹景象。她那般羡慕向往，她家住树林边，美景是真，但没有人影。事实上，弄堂这个场景早已远离我自己的生活。

南昌路在1970年代便被本街区人自傲为引领淮海路时尚。当时的美女没有时装和化妆品，但留在记忆里翩若惊鸿的身姿却让我追怀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长大的旧邻总要互相打听一番。相近的几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佳丽，风情各异，似乎个个完胜当时电影上的女英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洗尽铅华的美貌是多么赏心悦目。

群星拱月，可以称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欢穿一身蓝，藏蓝棉布裤和罩衫，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并盈盈摇摆，有人说她的脚微跛，可女生们却在人背后学她的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蓝，偶而也会一套白色，当然是舶来品的白，那份华贵雍容令路人驻足赞叹。那已经是接近1980年代，亲戚可以从香港寄来衣物。她是幸运的，没有离开过家，她的小弟与我同班。

美女们渐次消失。有一位皮肤雪白性情孤傲，去了黑龙江。听说她后来是直接从东北坐火车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亲会面，初夏还穿着臃肿的黑棉裤。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们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家屋前簇拥着行人。在临街天井，一位美丽的中年妇人穿着有折痕的旧旗袍，抱着枕头当作舞伴在跳交谊舞。妇人常常换行头，有时穿色彩亮丽的羊毛衫配裙子和皮鞋。那时候，我们常常无聊却无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观剧一般看着她从房间里换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陈旧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模特儿从后台出来。

我在上海出生成长，我的父母也在上海出生成长，因此我的亲戚也都在上海，关于上海我有太多的故事。但是年轻时，我并没有太在乎这些故事，年轻时，我们的目光是在远方，我们渴望离开故乡。

土耳其的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过一本非虚构长篇《伊斯坦布尔》，他说，是多年后试着记述由西方旅行者发现的家乡之美，是通过他人视角去写下自己家乡之美。1990年代初，当时正值出国大潮，我那时候遇到两个台湾来的剧场人，其中一位是建筑专业毕业，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在西区转，我说起想去国外留学，这位学建筑的台湾朋友劝我不要离开上海，他四顾街区非常兴奋，说上海的建筑以及建筑的空间太美了，说你可以从上海建筑和建筑空间感受这个城市的文明和文化积淀，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用一生时间研究上海都不够。我当时听这些话是受到震动的，我之前对自己的城市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

这些年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出发。

我是在阅读和写作中感悟，唯有通过塑造文学人物，去打捞时代洪流里的个体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