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简直是拯救今年奥斯卡的唯一一根芦苇，这部反乌托邦的电影不仅是末世里一群女人的自救，它所伸张的“她”的力量，也可能是好莱坞不多的一点拯救与逍遥。

《卡罗尔》这部关于女性之爱的阴柔影片，被《荒野猎人》的雄性荷尔蒙狂欢挤压到边缘地带，并且，以导演手法见长的《卡罗尔》，偏偏没有被提名最佳导演奖。

本报记者　柳青

距离今年奥斯卡颁奖礼剩下不到半个月，入围名单公布后掀开的争论却仍在升级。过去的一年是北美电影圈的小年，奥斯卡的候选名单是“合格以上，良好未满”的电影撑场面，然而这乏善可陈的年度总结引发了一场近20年来少见的“好莱坞真理问题大讨论”。提名公布当天，好莱坞的黑人演员和导演炸了:20个表演类提名中，没有一个黑人演员，确切说，整张名单都是“白”的，以黑人说唱乐队为主角的传记片《冲出康普顿》获得的唯一提名，是影片的编剧，一个白人。

很快，社交网站上出现了一个针对性十足的标签:过分白色的奥斯卡。这场“黑白之争”飞快地演变成好莱坞内部各种“弱势”声音声讨的浪潮。拉丁裔和亚裔的电影工作者控诉，被脸谱化、边缘化的几乎包括了全部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非异性恋的导演和演员们为《橙色》和《卡罗尔》遭受的忽视而愤然不平;最后，这个行业里的女人们也怒了:在谈论包容和多样这些形容词时，能先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么?　敢不敢让更多的女人进入决策层?

肤色挑起的争议升级成一场渗透了全行业的平权运动。争吵从北美吵到欧洲，以至于奥巴马和希拉里先后出面表态，奥巴马大而化之地说些政治正确的话，诸如“种族和性别不该成为职业的边界”，希拉里则犀利些:“吵成这样是小题大做，但奥斯卡评委会也该考虑与时俱进了，别总把女人和少数族裔拦在外面。”

身为圈中人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对此一点都不乐观，在柏林影展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她，评价老家的这场是非:“今年的奥斯卡评选眼光是单调的，整个好莱坞就是这么单调。好莱坞不可能实现多样化，除非垄断决策层的中老年白人男性能退场。”

沉默的边缘群像

艾德里斯·艾尔巴在　《无境之兽》里演出的非洲嗜血军阀，被认为是年度最触目惊心的表演之一，为此，他获得演员工会和英国学院奖的最佳男配角提名，而在奥斯卡的入围名单上，这部在不同影展场合被重视的《无境之兽》　没有获得任何奖项提名，艾尔巴也无缘最佳男配角的争夺。同样被“错过”的好表演，还有　《边境杀手》　里的本尼西奥·德·托罗，拉丁裔，波多黎各人;《八恶人》　的萨缪尔·杰克逊，昆汀·塔伦蒂诺的老搭档，黑人。《奎迪》可以看作是《洛基》这个陈旧的电影系列被创造性地重启，导演大胆地让一个黑人男青年成为主角，但　《奎迪》　获得的唯一奥斯卡提名，是这部黑皮肤电影里唯一的白色面孔，男配角史泰龙。确切地说，在表演类奖项的20个提名中，没有非洲裔，没有拉丁裔，没有亚裔，一“白”到底。

25年前，黑人喜剧明星艾迪·墨菲作为颁奖嘉宾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他说:“也许我说完这段话，这辈子就没机会被奥斯卡提名，更别说拿奖了。但有些话总要有人说破。我希望在这个行业里，我和我的黑皮肤同胞们得到专业的认同，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边角料。”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今天的状况并没有比当年有本质改善。迄今，奥斯卡的得奖花名册被白皮肤垄断，哈里·贝瑞是唯一的“有色”影后，影帝中的有色人种比例是7%，在40年的时间里，总共评出两位黑人影帝。

有色人种在评奖中的地位，也是他们在电影中处境的写照。他们不仅在评奖进程中被压制，他们在银幕上就是边缘的，沉默的，很难走到镜头正前方发出自己的声音。《哈里·波特》　全系列八集，超过20小时，非白人演员有机会说台词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0分钟。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鸟人》，非白人演员的戏份不到一分钟。过去近80年中，有色人群即使在电影里荣幸地获得“发声”机会，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外乎:通灵的神婆，保姆，女主角身边咋呼的闺蜜，不解风情的宅男，为富不仁的阿拉伯酋长，恶棍，恐怖分子，成事不足的小跟班，肌肉男，以及忠诚宽厚的仆从或副手，最后算是最体面的一种戏份。

又白又直的审美

不仅肤色，性别和年龄也是存在于好莱坞的顽固壁垒。据统计，奥斯卡奖评委成员，94%是白人，2%是非洲裔，2%是拉丁裔，剩下2%是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全部成员中的77%是男人，平均年龄超过63岁。有评论形容，奥斯卡奖项的归属体现着一群上了年纪的白人直男的审美，美学与价值观的扁平感渗透在评奖中，也浸染着整个行业。

在这个意义上，《卡罗尔》　和导演托德·海恩斯被这套“既白且直”的规则提前宣布出局。自从去年五月戛纳首映以后，《卡罗尔》　是整个欧洲和北美在2015年谈论最多的电影之一，即便这不是海恩斯最理想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卡罗尔》　过分的细致中有某种局促，欠缺之前　《远离天堂》和　《幻世浮生》　中自然流动的气韵。可是搁在2015年，这是一部导演风格鲜明、手艺精致到足以给观众极大安慰的作品。但是，这部关于女性之爱的阴柔影片，被　《荒野猎人》　的雄性荷尔蒙狂欢挤压到边缘地带，并且，以导演手法见长的　《卡罗尔》，偏偏没有被提名最佳导演奖，而海恩斯是公开喜欢同性的，这就难怪坊间传言，海恩斯不是专业能力输给同行，他是败给了性取向。

同样冤枉的还有　《橘色》。这部用iphone拍摄的电影，是2015年圣丹斯影展上最让人惊艳的作品之一，导演用有限的预算，因陋就简的设备，尝试了大胆且新鲜的摄影风格，更大胆的是影片所聚焦的主角，是一群在好莱坞的角落里求生的变性人，他们亦男亦女，他们被无视、遭轻贱，但他们也泼辣悍然地生活着。圣丹斯影展历来被视为奥斯卡的预备役，但是《橘色》　对于平均年龄63岁的评委们而言，是难以消受的重口味。对此，英国学院奖主席公然地表示不理解:“好莱坞怎么就这么恐惧‘同性，和‘变性，，我们这儿在1990年代初就能提名　《哭泣的游戏》　为最佳影片，那片子不仅主角是变性人，背景还是北爱尔兰和平军。”

金钱主宰的傲慢与偏见

柳青

任何问题上纲上线以后，总是仓促地导向一个简单粗暴的量化解决方式。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面对现实的压力，表示到2020年，奥斯卡评委中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人数都将翻倍。2020近在4年后，这个决策更像是一句“迈步从头越”的口号，但好莱坞这架机器内部能实现多大程度的改变，看起来仍然艰难。就像斯特里普在柏林的一句话戳中了行业的机密和痛脚:这是一个由中老年白人男性掌握决策层的领域。

斯特里普，一个拿过3次奥斯卡表演类奖项的女演员，在柏林的一场公开课上说，她从38岁以后长期生活在随时会失业的焦虑中，2014年，她在　《魔法黑森林》　里扮演了女巫，是她第一次出演这类角色，可是，“你们不能想象之前有过多少剧组找我演巫婆!”女演员迈过40岁大关，就意味着经常要在绝望主妇或疯老婆子这些角色里做选择。所以，处理男性演员职业危机的　《鸟人》　能揽下当年奥斯卡所有重要奖项，但好莱坞几乎不可能拍出尊重女性主体的　《西尔斯·玛利亚》。就像斯特里普自嘲的，那些五六十岁的白人男老板们，对她这样的熟龄女性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复杂成熟的女人、勇敢智慧的女英雄、趋向中性的角色，还有黄色、棕色或黑色的主角，都是卖不出价钱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导演乔治·米勒的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简直是拯救今年奥斯卡的唯一一根芦苇，这部反乌托邦的电影不仅是末世里一群女人的自救，它所伸张的“她”的力量，也可能是好莱坞不多的一点拯救与逍遥。

比起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好莱坞的真正主宰是金钱，是金钱纵容了傲慢与偏见。根据　《华盛顿邮报》　的统计，在美国，少数族裔占到总人口的37%，这部分人为北美电影市场贡献了46%的票房。于是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现状，面对北美电影市场的不景气，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也一定程度地向占本土人口近40%的亚非拉裔倾斜，在主流商业制作中，经常会安排一个戏份比较重要的配角是有色人种。从《美国队长》　身边的“猎鹰”，到《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的男二号，这不是平权的胜利，而是票房的红利诱惑，是经济层面的博弈和权衡。而在中小制作为主的文艺片里，知识分子“劈情操”或文艺男女谈情说爱，又是清一色白人面孔。文艺片的颜色泾渭在此分明:白人的世界家长里短，另一个世界里的有色人群受苦受难，仿佛两个平行宇宙。这套文艺观是不是暗含着森严的阶层割裂和分立，则是又一个牵扯出无数阐释的话题。

在眼下这场平权的声浪中，也有反对的声音，担心站队表态的“政治正确”取代了电影本身的“艺术正确”。对此，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会主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任何奖项的归属，只是一时一地的选择。一部片子是否值得被授奖，不是最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在于，评奖和提名是用拼图的方式组合出一幅电影的群像，它是否反映了行业的创作现状?　整个电影行业又与现实发生着什么样的关联?　当我们强调电影评选中的包容和多样时，不仅是对不同背景从业人员的尊重，也是对这个日益复杂、交融的现实世界的回应。电影不能脱离现实，在多元文化的当下，只有实现多元，电影工业的创造力才可能得到滋养，路才能越走越宽。这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表态，这关系到整个行业的未来。”

英国人的这番忧患意识能否隔着大西洋传递给美国同行，只能走着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