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版天津杨柳青年画《二进宫》。(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50年前，有位叫王树村的柔弱文人，拿命当赌注，做了一件今天看起来叫人惊骇又感佩的事。只不过在当时，这是个巨大的秘密，他不动声色埋藏了10年。

 

你没猜错，那是“文革”10年。

 

1966年，“文革”动乱四起，“除四旧”所向披靡，王树村30年来收藏的万余张年画，眼看就要保不住。作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驱鬼敬神”、“封建迷信”的符号，“旧”年画首当其冲该被烧毁撕烂。为了表达“除四旧”的决心，王树村自己动手，把一摞摞年画搬到屋外，当着众人的面，烧!

 

27年后的1993年，他在　《我与年画半生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将存放在杨柳青家中和随身在北京的一些旧门神、纸稿、神像等，烧掉了一小部分，以障人耳目，而大部分古代民间美术珍品所幸被埋藏在农村，全部保护起来，终免十年浩劫之难。”在他进行焚烧“表演”之前的数个深夜，他已将装着年画珍品的20多个木箱偷运出城，埋在土里，堆在废弃农舍的角落里，藏在草寮里……他用比自己生命更珍视的文化人使命，为中国民间美术的瑰宝撑起了一座风雨不侵的堡垒。

 

今天，王树村所藏年画珍品中的珍品，成了11卷本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所录年画的主体。这一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是王树村于10年前动议的。今年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为该套丛书举办了首发式。

 

但是他没能来。

 

他的学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霞来了，她是《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的主编。她为恩师搬回去一套书，放在他的故居，以此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略略让人宽慰的是:2009年10月，86岁的王树村“走”之前，知道那些跟随了他70多年的宝贝们都被拍了照，量了尺寸，按产地进行了分类，对内容进行了甄别……也许他能猜到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的模样吧?

 

那会儿，肺癌晚期的他用上了呼吸机，已不能说话。但王海霞一直记得在这之前老师说的一句话:“要是再给我10年就好了!”

 

“硬骨头”的痴心

 

纯粹谈论年画的时候，王海霞眼睛里的反光点特别亮，打着手势，坐着的身姿像笋一样往上拔;如果把话题转到老师王树村，她眼里的亮瞬间灭了，人矬下来一截。

 

“我的老师是硬骨头。”她的话蘸了疼痛和敬重，“日本人拿枪托子砸他的嘴巴，差点就拿刺刀刺了，他不屈服。”

 

那时，王树村还只是个14岁的少年，他要和扛枪的文化强盗抢年画。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了少年的故乡——天津杨柳青镇。

 

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年画生意遭遇灭顶之灾:画铺作坊全部歇业，年画古版或被焚烧，或被运往伪满洲国和日本;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时，日本兵用抢来的年画木版铺路，炮车从上面碾过;水铺和烧饼铺的柴房里，堆满了论斤买来、比木头还贱的木版，劈碎扔进炉膛，由于沾满颜料，火苗发出蓝紫色的光，国宝在火中哭泣。

 

这一幕幕让王树村激愤不已，他在作文中写道:“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点救国的事，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才算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救国，就是抢救年画。

 

王树村于1923年出生在“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天津杨柳青。曾祖辈有一位裱画工，喜爱收藏民间年画。在这样的环境下，王树村自幼习画，深受民间美术的蒙养。每逢岁末年初，镇上车水马龙，客栈住满了来自各地的画商。最使王树村流连的，“是那画市上贴满了墙壁的各作坊画样。这些画样来自各家画店，内容形式皆不一样，大约共有两百张。看完一遍又一遍，今天看了明天还想看，不啻一年一度的民间年画展览会。”(摘自《我与年画半生缘》)

 

当往日的温馨被铁蹄踏碎，当一代代画工、刻工、印工的心血在炮车下碾为齑粉、在火苗中化为灰烬，王树村从此走上自发抢救年画的道路。他省下饭钱，从赶往鬼子据点的马车上，从烧饼铺和水铺的柴房中，换回数十块百年画版。为此，他没少挨日本鬼子枪托子砸。

 

救下的每一张年画，他都无比珍爱。“有时见到烧饼铺劈烧画版时，请他们允许我用蜡笔或墨汁刷印墨线版后再劈毁。掌柜和小伙计皆同意并帮着搬版、铺纸。有的烧饼铺掌柜觉得我这个小版画迷可爱，甚至还把小型画版送给我，这就更助长了我对家乡年画艺术的搜集和珍惜之情。”

 

“对年画艺术的搜集和珍惜之情”从此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渐渐将重心从绘画创作转移到中国民间美术史研究领域。抗战胜利后，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用画版修筑碉堡、炮楼，就跑去对官兵讲画版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个读过些书的军官被他感动，允许他将其中较有价值的版画拿回家中收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王树村的足迹遍布全国数十个传统年画产地和北京的各处古文化街、旧货市场，每遇心仪之物，他总要节衣缩食买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将20箱年画珍品偷偷运到乡下……终于等到阴霾渐散，日朗风清，此时盘点他的收藏，竟有1万多件!　他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却独自建起一座几乎囊括全国各地年画精品的艺术宝库!

 

“对年画，他倾尽了所有薪水和稿费，从不吝啬。对自己，则能省就省，穿的衣服，补丁上接着打补丁。”王海霞忆起老师近于自虐的节俭，唏嘘不已，“他给我写信时，会把用过的信封裁开，翻过来重新粘好，再用。那时候，一个信封才一分钱。他就这么一分钱、一分钱抠下来，去买年画。”

 

1990年后，一些外宾慕名前来，想以重金购买他的藏品。他毫不心动:“我保存这些作品是为了国家，不能卖。”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他调侃道:“他们拿着那么多张一样图案的钞票来换我不重样的年画，那怎么行!”

 

如果碰上日本人问他买画，他不仅不给，还不给人好脸色看。“从小对日本人的恨，在他心里是根深蒂固的。”王海霞讲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我老师得了个‘艺文奖，，奖金是日本人发的，他就不想去领。我们劝他说，日本人不都是坏人，也有真心热爱中国文化的。他不太情愿地去领了，领的时候还把人家给数落了一顿。那日本人垂着手站着，说着‘嗨、嗨、嗨，，头一顿一顿的。”

 

因爱憎分明而让别人下不了台的例子不止这一桩。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恪山撰文缅怀王树村先生时，提到1986年王树村曾应邀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博物馆鉴定他们收藏的中国民间年画艺术品，“出版局的局长和博物馆馆长向树村炫耀地说:‘西夏的文物在我们这里，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家。，树村愤慨地说:‘这是你们从中国掠夺来的，你们是强盗!，那位局长十分尴尬。”

 

正是在这一次，王树村亲见了我国最早的木版年画《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又称《四美图》，被认为是宋金时期的代表作。画面中，汉晋两代的王昭君、班姬、赵飞燕、绿珠四位美人体态丰盈、美目传情、服饰飘举，背景是盛开的牡丹、嶙峋的太湖奇石、曲折的玉石栏杆……细致入微的雕刻刀法令人称奇。上书“平阳姬家雕印”，平阳姬家即今天的临汾金殿村。这帧中国古版年画的旷世珍宝，随着汉文典籍的流传而散落在西夏国。1909年，俄国人柯基洛夫将它从我国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西夏黑水城遗址的一座古塔中盗走。如今，通过外交途径从俄罗斯复制回来的《四美图》，成了《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所收3900多幅年画中年份最早的一幅。

 

失散在异国的中国古版年画又何止《四美图》。从一个日本收藏家手里，王树村又看到了苏州桃花坞鼎盛时期的乾隆“姑苏版”巨幅年画，构图繁复，内容丰富，相当于年画中的《清明上河图》。等日本藏家一走，王树村神情落寞地对王海霞说:“我走南闯北，见过古版年画好几万张，光是杨柳青年画，不重样的就见过2000多张;但他手里的这些年画，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他让王海霞赶紧找国内出版社出版这批年画，但是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出版。

 

能买下来的，砸锅卖铁也要买;不能买回来的，常在心中惦念。但谁能想到，对年画如此痴迷的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竟用一种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做法，陆续“处理”了凝结他全部身家性命的一万余张年画和上百块木版。他分批将这些年画和木版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单位。

 

家财可散尽，片叶可不留。只要有它就够了。煌煌11卷《中国古版年画珍本》，足以安放他对中国年画的最后眷恋。

 

捧出中国年画的“原浆”

 

在2003年古琴艺术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之前，民间艺术史研究非常冷门。1952年，王树村由华北大学美术科转赴中央美院专修中国美术史论，毕业后在《美术》杂志社当编辑。别人闹不懂他是怎么想的，他淡淡地回答:“画画是画家个人情感的表达，而年画则是大众情感与生活的体现，虽然从事民间美术的研究十分清贫，但它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

 

严格说来，1952年并非王树村开始美术史研究的起点。那么，起点在哪里呢?　根植于故土乡愁、喷薄于民族危难，当这样的挚爱交付给年画，你很难分清热爱与研究的界限。当年那个从日本人枪托下抢救年画的少年，同时也从画匠那里收集着年画的绘制口诀。日本投降后，抛售《支那古版画图录》等书画刊物，王树村心里不是滋味，“他们把抢去的东西做研究，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自己的民间艺术呢?”这时他已在潜意识里触到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吧?1951年，他去拜访京剧琴师徐兰沅，徐先生鼓励他将收藏的戏出年画编辑出版，以供戏曲研究者参考。他对戏出年画集腋成裘的积累，已然在京剧行家眼里具备了研究价值。

 

所以，当他在1959年编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彩印年画集　《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并荣获莱比锡国际书展银质奖章，当他接连出版《京剧版画》和《太平天国版画》，当他在1983年整理了《中国民间画诀》，当他耗时10年于2004年推出业界权威专著《中国民间美术史》……与其说是命运垂青于他，不如说是年画和他互为知己，它赠予他深沉而美好的人生体验，他有情有义打量并展现它一度被遮蔽的美丽容颜。

 

这样做学问，既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也得皓首穷经、研机析理。王海霞说:“老师治学极为严谨，每一个论断，某一个品种的源起、流布、演变、传承的推断定论，务求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到论据。”为了研究年画中门神的起源，他从《汉书·广川王去疾传》中记载的“殿门画成庆，短衣大袴长剑”的文字中，考证出汉代已有了门上刻画武士像为守门将军的习俗，继而又从　《唐故事》、宋代的《东京梦华录》、《画继》、《武林旧事》　等书中找到了中国历代年画的发展脉络和不同称谓。为了考证“年画”一词的出处，他一直查阅到清末的史料，终于从道光年间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一书中所载“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的文字中找到了这一名词。

 

2003年，王树村被诊断患肺癌中期之后，他不仅没有放下严苛的治学，反而给自己不断加码，在他生命的最后6年里完成了24部著作，绽放了那“一噼啪”的光亮。他曾说，“中国的民间美术研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就如同织毛衣先起个头一样，每个品类的具体研究还只是打基础，而仅是打基础的工作我一辈子也做不完。”

 

“他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太扎实了，就像一本字典，我哪里不懂了，就得去翻一翻。”2008年和2009年，王海霞带着她的学生，为王树村收藏的所有年画都拍了照，做了记录。“有些戏出年画我看不明白。”王海霞介绍，过去中国普通民众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听戏和赏画，“画中有戏，百看不腻”，很多戏后来不演了，却在年画中被保留了下来，“年画画的是哪一出戏?画上对打的两个人是谁?穿什么铠甲、骑什么座骑、持什么兵器都是线索。碰上推断不了的，我便把拍下的图片洗成六寸的照片，带到医院让老师看，他会在照片背面写上戏名，我们根据戏名再去考证。”

 

当他舀出一碗水，他得先拥有一桶水;而他的一桶水，当初又是从怎样浩瀚的海洋中一滴滴采集而来?　王树村生前留下的一段文字里，为我们呈现了集水的某一细节:“有一幅《送盒子》戏出年画，从未见过和听说过此戏之内容。上世纪50年代初，著名京剧演员李万春在北京演出，持图请教，得指点此戏为《打面缸》后续之一喜剧。如此对照，通过收藏的这批戏出年画，不难找出这一时期中国戏曲的历史发展脉络，有补于中国戏曲史研究专家的遗漏。”

 

如今他留给我们的这一桶水，经由时间的酿造，已成酒窖的一坛原液。兑开来，处处可觅年画的芳香。

 

为中国年画正名

 

既是原液，讲究的是本要正、源要清。2006年，面对“申遗”热潮中新翻刻的年画竟然堂而皇之结集出版，冒充“珍藏本”和“即将消失的民艺”，病榻上的王树村急了。这年6月，由他口述，由王海霞执笔的一封信寄给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信中提议出版一套　《民间古版年画宝鉴》(《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的初名)，“以此作为‘样板，来对照，辨别真假遗产，使‘假李逵，让位”，该提议得到大力支持。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所选近4000件品，王树村个人收藏占了近三分之一，同时丛书还收录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各地文化机构和民间藏家手中鲜见的古版年画珍本。因工程浩大，王树村并未等到10年后丛书面世的这一天，但他依然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比如确定了北京卷、天津卷、河北卷、陕西卷、山西卷、山东卷(上、下)、河南卷、四川重庆卷、江苏浙江上海卷、综合卷共11卷本的体例，再比如确定了要从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多方位呈现年画魅力的撰稿规范。

 

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一道风景。关于年画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看法很一致。年画被誉为形象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追述历史，褒贬人物，承载着爱国主义传统和优秀文化传统;它既描绘了太平盛世之下人民的安居乐业，也展示了外敌入侵之下人民的发奋图强;它刻画了岁时节庆、婚丧嫁娶等平凡而又热烈的世俗生活，为终年操劳的老百姓享受短暂的年节欢乐增添了光彩;它寓教于画，《消寒图》、《耕织图》　等成为有关农事节气、生产操作知识的科普读物和工具书，《二十四孝》传播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孝亲文化……

 

关于年画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却在历史上饱受诟病，今天也未形成共识。王树村认为，年画艺术的形成有两个标志:其一，年画作品已由宗教崇拜物变为世俗商品，并通过木版刷印广为流播;其二，以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的年画艺术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画种。在年画艺术形成的宋代，书画鉴赏家和画史评论家郭若虚将画家分为三等:上为王公和士大夫，中为以画自娱者，下为靠作画为生的画师艺匠。郭若虚写过一部传世的《图画见闻志》，指出图画的要旨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即有助于鉴别贤者和愚人，从而发扬开明、治理昏乱。他还对南朝的谢赫非常推崇。谢赫的《古画品录》是我国最早的品画名著，其中提到了囊括用笔、上色、布局等六方面绘画技巧的“六法”论。郭若虚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今天再看郭若虚，他的理论体系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从《女史箴》《二十四孝》等众多题材可以看出，年画上承了“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要义，从北宋以来宫廷“院画”笔法在多地年画尤其是杨柳青年画中得到完整保留可以看出，年画下传了“六法”，如此上承下传，年画画匠却被归入末等，这不是很荒谬么?

 

“民间一直流传‘北宗画传杨柳青，的说法，宋代人物画、风俗画里仕女和娃娃的画法，和杨柳青的相差无几。”王海霞说，“这些绘画技巧，是通过朗朗上口的口诀由师父传给徒弟的。”比如绘制人物时，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讲究:“武人一张弓，文人一根钉”“将无项，女无肩(武将不画脖子，显得威武，女子溜肩，显出柔弱美)”，美人是“瓜子脸、蚂蚱眼、悬胆鼻、樱桃小口一点点”，娃娃则是“短胳膊短腿大脑壳”。人物的比例有更精确的要求，“行七坐五盘三半，一手捂住半个脸”，即是说行走时人物的身高是七个头高，坐着时的高度则是五个头高，盘腿坐着时是三个半头高，手的大小是脸的一半。还有色彩诀，比如“红配黄，胜增光;黑配紫，臭其屎”。这些口诀过去秘而不宣，年画行曾有“宁赠一锭金，不撒一句春”的训诫，“春”指的是机密(即画诀)。王树村遍访民间画匠和他们的后人，将这些口诀整理成了《中国民间画诀》。

 

杨柳青当年有实力的画铺，曾邀请到文人画家钱惠安、宫廷画师高桐轩等人绘制年画底稿，画卖得很好，因为它们更“入时人之眼”。这些画稿强调了背景的描绘和“点景”的处理，增加了年画的艺术性，将以工笔重彩为代表的民间年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以往的艺术评论常常不是以艺术的价值来论高下，而是常以画家出身和地位来论画品，这显然是划分等级者的自我优越感作祟。所以，年画产地众多的年画画工创作的年画都被打入“下等”之作，即使有了专业画家的介入，艺术水准达到足够高度，与文人画家不相上下，也还是没能引起绘画理论家的重视。

 

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人在质疑年画的艺术性，甚至认为年画的特征无非是笔法朴拙、色彩艳丽。而事实上，杨柳青年画具有宫廷画特征，绝招有“开手脸”，即用一头蘸色、一头蘸水的鸳鸯笔，手工旋出手部和脸部的晕染效果;苏州桃花坞年画精美繁复，绝招有“饾版”和“拱花”，可用以表现极为细腻的套色效果和凹凸感的立体效果;山东高密年画中的“黑货”，墨分五彩，画面的墨色营造了清新、典雅的意境，寥寥数笔非常写意，画的是“渔樵耕读”、“朱子家训”、“高士抚琴”等带有文人画韵味的题材;陕西凤翔年画古朴优美，既是农民艺术，又有着“耕读传家”和“秦人遗风”的文人气象……

 

“年画是一个独立画种，它是我国民族绘画传统之正宗。”王树村为中国年画如是正名。

 

过年讲年味儿，少了年画这道大餐，中国文化的新春还会这么有滋有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