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一进京就来拜访父亲

1949年北平解放后，共产党刚一进城，周总理就来看望父亲。当时我们都不在北平：永光在法国，永源当兵去了，永江在北平国立艺专学画。只有父母跟师兄王吟秋在家。总理来的那天，不巧父亲要准备当晚去怀仁堂的演出，出门理发了。师兄吟秋听到门铃声就出去开门。门口站着三个穿灰布军衣的，戴两个红领章，八角帽上一颗红五星，说是来看师父。吟秋师兄一看不认识，就跟他们说：“非常对不起，我师父理发去了。”对方说“没关系”，就留了一张便条：“砚秋先生，特来拜访，值公出。不便留候驾归为歉。”文末署名“周恩来”。当时师兄不知道周恩来是谁，连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都不太了解。等到父亲回来看了便条，才知道是国家领导人来看望他了，很受感动。为什么呢？在旧社会，唱戏的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们把唱戏的叫“戏子”，连妓女都不如。父亲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为了家里少一口人吃饭，学一门将来吃饭的本事，就“典”给人家了。就是把孩子送给人学戏，吃住都在人家，还要学唱戏。那时候叫“打戏”，老师想教就教、想打就打。小时候学戏是父亲一生中最苦的时光。当时父亲想：旧社会里我们是供人玩乐的戏子，现在把我们当人看，新中国艺人地位提高了。包括后来父亲当了人大代表后随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听到管艺人叫“文艺工作者”、“艺术家”，他也非常感慨。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一进城就来看望父亲，这在梨园行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周恩来关心戏曲艺术

当天下午先是到北京饭店，出席组织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会议，会后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在扮戏过程中，总理、邓妈妈到后台来看望父亲。父亲说：“总理，我手上都是粉，不能跟您握手。您上午到家里来看望我，我不在，很抱歉！”总理说：“我们去看戏，我们去看戏，不要客气。”

总理说：我就是唱程派的

1956年，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示下，父亲拍了唯一一部舞台艺术片《荒山泪》。

总理曾跟父亲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就喜欢听京剧，一个是余叔岩的，一个是你的。”还说：“你那时候票价挺贵的，听一场要两块大洋。”总理很喜欢程派戏，并说“我就是程派”。记得总理曾对父亲说：“你的艺术创造很宝贵。吴祖光拍了梅先生的舞台戏剧片，你也应该把自己的经典之作留给后人。”并说，拍完梅先生的就给父亲拍。后来总理问父亲拍什么戏，父亲说“拍《锁麟囊》”。当时《锁麟囊》这出戏正被批判，理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属于禁戏。所以后来就拍了《荒山泪》。《荒山泪》是父亲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示下，留下的唯一一部舞台艺术片，也成为现在学习程派艺术最重要最珍贵的参考资料。

周总理和贺老总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父亲1957年入党，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去世后正式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周恩来和贺龙同志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总理说：“我30年没介绍过人入党了。为什么要介绍你呢？因为我觉得你够条件，你要入党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1956年，父亲随彭真为团长的人大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正值总理参加完布加勒斯特会议也到了莫斯科。总理主动对父亲谈到了父亲入党的问题。总理说：“砚秋，你这几年进步很大，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那时候父亲跟总理已经很熟悉了，就直率地说：“我还不知道共产党员是什么条件，我够不够？”总理那时对父亲已有不少了解，知道父亲不给日本人演戏，有民族气节；他的戏班也非常规矩，管理很严，跟其他戏班不太一样。加上总理本人很喜欢程派戏，于是总理就对父亲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给父亲很大的鼓励。

据永源回忆，父亲那次回来后问了他好多关于入党的问题。当时父亲躺在北屋沙发那儿，问他：“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条件呢？”永源1952年刚入党，那时候也说不好什么，反正就知道“积极入党”“服从组织分配”之类。于是说：“一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第二要服从组织分配。”其实，除了党章讲的东西。他也没讲出个所以然来。父亲还问他人党需要什么手续，等等。

不过，父亲入党的动机并非来自永源讲的这些，而是来自于他对共产党的感性认识。他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对艺人和戏剧艺术的尊重。父亲在莫斯科时，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支持、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深受感动。他没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望这么高，在世界上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1953年，父亲在东北演出的时候，贺老总给父亲打电话说，要组织抗美援朝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父亲马上答应：“您到朝鲜，我跟您一起去。”父亲跟随慰问团到前线为战士们演出，一直到前线的坑道。他看到志愿军战士在前线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受到很大的教育。

听说了父亲要入党的事，贺龙跟他说：“总理跟我说，你要入党他做你的介绍人。也算我一个！”

当时父亲正担任戏曲研究院的副院长，于是他就去问院的党支部，什么人可以当入党介绍人。支部说：“了解你的人。”父亲说：“我自己找行不行？”支部说：“可以，只要是了解你的人都行。”父亲说：“那我找周总理和贺龙同志。”当时支部就去找了总理和贺龙同志。总理专门写信说：“我愿意介绍他人党。”贺龙也专门写了信。总理还要求父亲，入党后，以前在旧社会养成的缺点要改掉，比如自由散漫（那时候唱夜戏，都是夜里1点多才散，回家一睡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对于父亲嫉恶如仇的个性，总理还专门说：“你要做群众工作，不能看不上人家就不理人家。”这些在总理写的信上都有。

总理亲自落实父亲碑文一事

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父亲去世后三年里，每逢忌日总理都要请我母亲过去，并说：“一周年了，唱程派的都来，打鼓的拉胡琴的也都来。”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碑文一直还没写，后来还是总理亲自落实此事。

听母亲后来讲，当时她坐总理旁边，陈毅、贺龙、田汉、康生、梅（兰芳）先生等人都在，还有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总理就问：“程先生的碑文怎么还没写？”没人吭气。这时田汉走过来，他站总理旁边，一手拿本一手拿笔看着总理，意思是：“您看怎么写？”总理回头问我母亲：“程先生受谁益最大？”我母亲说：“王瑶卿。”总理说：“那好，写‘受益于王瑶卿’。”总理这么一定，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康生就接着说：“我来写。”所以，碑文是第三年才刻上的。

为什么原来一直是空着的？因为当时有人认为，碑文上应该写上父亲是梅兰芳的徒弟。你不写受益于梅兰芳、拜梅兰芳为师，我就不给写。

▲四大名旦合影，前为程砚秋，后排左起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1953年）

可事实上，父亲虽然拜过梅兰芳，可那是“执弟子礼”。父亲拜梅兰芳，是罗老提出来的。罗瘿公是我家的恩人，是他把父亲赎出来给养嗓子。罗老也喜欢梅派，他对父亲提出：“你应该拜梅兰芳，拜他当老师，你不学梅派没关系。”这就像荀令香——荀慧生的长子，他也来拜父亲，但是并不跟父亲学戏，这叫“执弟子礼”。尚小云的儿子尚长麟也拜过父亲当老师。

所以，碑文的事，当时就卡在这里了。总理定了第一句，后面就没问题了。父亲的墓碑，空了三年之后终于有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