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的主题是讨论晚清时期君臣朝会、奏折处理与政治决策，作为制度史的著作，作者却没有罗列各种制度条款，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将档案资料、日记、笔记等各种材料融汇辨析，发掘出制度背后的高层政治理念与运作。读来兴味盎然。

《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李文杰著

很多人都知道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勤勉得多，但究竟如何勤勉，却比较模糊。作者引用各种材料说明了这一令人发指的状况：光绪亲政后的1889年，醇亲王奕譞上奏说：“道光年间召见时刻……例于寅正三刻（4：45）；咸丰年间召见，常在卯辰之交（7：00）。近闻归政后，每日寅正（4：00），早事即由奏事处传出。”他的意思是，光绪视朝太早，“非至当之道”。他是光绪的本生父，就是亲爹，不知这道奏折有没有心疼儿子的心态。可是，这道奏折完全不起作用。作者辨析多则材料指出，光绪早朝的时间，早于道光、咸丰、乾隆等一众列祖，而且长期如此，这自然也带动军机处以及各大臣的辛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君臣团队。可是这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疑惑：辨色视朝的祖制、宵衣旰食的团队，为何造就了近代以来屈辱的内外困局？

作者从政务文书奏折的流转入手，揭示清代以来政务运作的基本原则：清朝的内阁、军机处是对前代宰相制度的否定，在本质上是为了保证权力操之在上，是以牺牲施政的合理性为代价，严防权臣的出现，体现了清朝制度设计的苦心。在具体操作上，就是要保证皇帝皇帝/皇太后对奏折的绝对先阅权、处置权，设置权力的天花板，防止大臣拥有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首辅的权力。辛酉政变中，两宫皇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很大缘由即因为肃顺、载垣等赞襄政务大臣侵夺了君主主动掌握和处理信息的权力，违背了祖训；而在1884年甲申易枢时，慈禧利用清流派盛昱弹劾的奏折，一纸令下，就把奕訢为首的整个军机处连锅端掉。而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军机大臣对于盛昱奏折的内容一直不知，与辛酉政变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具体实践上看，自从康熙年间奏折制度形成后，“断不至有权臣”，皇权从制度上彻底压制了相权。

如果我们把晚清内外交困的局面暂时悬置，也许可以说，清代政务文书的流转制度延续了中国古代强大的文牍主义的传统，同时也保证了皇权不旁落。制度设计是成功的，然而，这样一个君臣勤政、流程严格、集体担责的团队，在应对变幻的晚清政局时，我们却很难对他们抱有期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