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文编年史》  吴在庆主编   丁放副主编   黄山书社出版

《唐五代文编年史》（简称《编年史》）是一部磨砺了15年的巨著，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唐五代文多若星辰，但学界对唐文的研究远落后于诗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唐五代文缺乏总体了解与把握，尚未对存世的唐五代文进行清理编排。《编年史》的问世，既是第一部唐五代文的编年史，也必将为唐文的总体研究打下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为各文体史之研究提供方便。

《编年史》对唐五代所留存的代表性文章、作者主要生平和创作交游以及重要政治事件与文化活动等进行逐月、逐年编排，客观地展示了各体文章撰著及演进发展之原初面貌。细审全书，有三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体制宏大，视野宽阔，亦不乏重要视点的展现。

唐五代文中既有文采斐然之作，也包含众多实用性文，如诏敕、制诰、章奏、表疏、墓志、碑铭、书信等。囿于所谓纯文学观念的束缚，学界历来对上述文体的文章较少论列，《编年史》则众体兼录，据其写作年代择要编列，能展现唐五代文创作较完整的原本面目，同时有利于研究者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

《编年史》将众多作者及其互相交往、创作活动、重要时事和创作背景，以时间为序，犬牙交错地编制成一幅唐五代文人创作的立体生动画卷。五代十国为乱世，诸国并存，朝代更迭频仍，文士星散各处。《编年史》处理妥适，既有其时文章及其作者时代大视野的编制载录，也有重要的时、地考察记录。如唐哀帝天祐四年九月，《编年史》对当时几位文名较著者行迹的记录：“张蠙本年前入蜀依王建，及开国，拜膳部员外郎。王建召张道古为武部郎中。未几，复贬茂州。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时已在蜀。贯休已入蜀，先居东禅院，永平二年，王建为修龙华禅院，赐号禅月大师。牛峤在蜀，拜给事中，未几卒。”从而展示了蜀国该年前后的基本文学状态。

其二，收集广博，甄辨考证有力。

清人搜集编成的《全唐文》卷次浩繁，漏网之文仍不在少数。《编年史》作者尽可能地编录了所能见到的《全唐文》外的唐五代文，以《全唐文新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大诏令集续编》等为补充，且对于单个作家文章数量的记载也尽可能予以完整统计。如盛唐卷开元二年，记“贺知章在太常博士任，撰《戴令言墓志》”，随即对贺知章著作统计辑补，除《全唐文》存文两篇，又统计《唐代墓志汇编》三篇，《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两篇，《全唐文补编》三篇，共十篇。

所谓编年，是将所选入的众多作家的文章进行逐年考订，然后以作文时间先后进行有序载录。考订非易事，陈铁民先生在《编年史·序》言：“编年史的撰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就难在首先得把数百位作家的生平事迹弄清楚，还难在要将各个作家的重要诗文的创作时间搞确切。曾为唐代作家编写过年谱的同志都知道，作这项工作常常‘苦无所本’，即找不到系年的依据，而费力搜罗来的一些材料，还往往互相矛盾，不下一番艰辛的考证功夫，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编年史》进行了细致而审慎的考证。如唐穆宗长庆二年九月之编年，作者据文本分析，从地理文学的角度进行考辨。李德裕应段文昌之请，撰《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这一判定是撰者结合《旧唐书·穆宗纪》《旧唐书·段文昌传》《新唐书·段文昌传》《舆地碑记目》《集古录目》等正史及地理、金石碑志资料而断定“丞相邹平公”为段文昌，文章当作于李德裕出任润州刺史前的。

《编年史·前言》中说：“部分文章的系年乃取自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各种唐人年谱。”可见撰著者视野宽阔，收集广博，论证有据。

其三，资料宏富，为多种文史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线索、资料与方便。

《编年史》以年月为纲、史实为背景，以人物为经、文章为纬，组织勾连，用大量文献资料逐月逐年编织成唐五代360年各体文章的创作宏图，同时包罗了唐五代主要历史政治事件、朝廷所颁政令与各项政策措施、诗文创作和文化活动等。从这一角度说，《编年史》也是别样的多功能文学史著。比如，要研究某种文体的文章在唐五代时期或某阶段的创作与演变状况，即可通过《编年史》逐年检得该文体具代表性的主要文章。又比如，要知道某年或某一历史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及其对文人行踪、心态和文章创作是否产生影响，同样可通过《编年史》获得相关资料与线索，继续追踪更多资料，深入展开研究。

唐五代文极为繁富，新面世的文章分散各处，有的很难得到，更遑论唐五代文总数正不断更新；加上撰者难免的偶尔取舍不当，所以存世而未被编载的重要文章还有相当部分，难免影响到编载著作的完整性，也或多或少地对《编年史》学术水平有所影响。这是《编年史》今后还需不断完善和弥补的缺憾。

作者：刘万川   曹向华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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