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社合影，前排右四为张若名

历史，有时候也会留下盲点。

我在不久前的采访中，就遇到了有关一位已故女性的沉默的空白。直到我终于找到了她尚健在的92岁丈夫和她61岁儿子，还有她的一些远亲近戚，以及半个世纪前她教过的几位学生，通过他们的回忆，她才从历史的盲点里慢慢地走出来。

作为五四运动天津女界的杰出人物之一，她本来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作为留法获得文科博士头衔第一位中国女学者，文人名录里也应该有一席之地。而她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格的一生，或许对后人认识历史，更有某种启迪的价值。

她叫张若名，1902年2月生于河北省清苑县，1958年6月殁于云南省昆明市。

韩素音说：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

我采访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说，她的七妈，也就是邓颖超透露：“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张若名的儿子杨再道，一位建筑工程师，从1980年开始，锲而不舍地到处搜集有关他母亲的史料。他寻找了可能找到的人，读了可能读到的报刊和书籍。他整理出的第一份素材就是“五四时期的张若名”。

张若名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杨再道说：“我母亲比邓颖超大两岁，她们从一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若名曾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论部部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庶务科干事。6月至10月，她三次作为天津代表进京请愿。9月她与周恩来等发起创办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组织“觉悟社”。据尚健在的觉悟社成员谌小岑老先生回忆，为体现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提出的。同年12月张若名当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论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1月29日，她与周恩来等一起在天津被捕，经过半年的狱中斗争，7月17日获释。

杨再道告诉我，寻找母亲这个时期的史料很困难，在博物馆的文字说明中和不少材料甚至有关的书籍里，张若名的名字都被勾掉了。比如当年4名爱国学生请愿代表被捕坐牢，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现在只提“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张若名还有另一人就被埋在“等”字背后了。他只能从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的字里行间寻找张若名。果然，他不仅找到了母亲的名字，还找到了母亲的日记。周恩来摘录了张若名十多天的日记，冠以“张若名在营务处的日记”的标题编入了他的文章里。“可见，母亲和周恩来既是战友，又是难友，她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据悉，美国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册附录中，曾提到周恩来当年与他一次谈话的笔记，当谈到觉悟社的创办人时，周恩来说，有他、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

现在还可以查到70多年前觉悟社出版的第一期刊物《觉悟》，其中刊登着张若名以“三六”署名所撰的《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当年18岁的张若名，正是以妇女解放先驱的姿态，投入五四运动，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她的儿子登报寻找署名”一峰”的两本小册子

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父亲做过官。她自上学以后与当医生的叔叔一家往来密切。这个书香门弟家族里的堂姊妹们，至今说起张若名仍啧啧赞许，称她为女中豪杰。她们绘声绘色地说起，当年她在秘密出走之前，给家里每个人都留下了一封书信。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与郭隆真、周恩来等190多位勤工俭学生，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

杨再道搜集他母亲初到法国时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的盛成教授的帮助。这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当年与张若名过从甚密，他先期抵法，曾尽地主之谊，为张若名和郭隆真租好了房子，还帮助她们学法文。

▲张若名，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周恩来初恋女友

据他回忆，张若名比周恩来早九天到法国。周恩来中途在新加坡下船，改乘下一班轮，为的是和蔡元培先生同船抵法。周恩来到了马赛港后，连夜赶赴里昂。第二天一早他与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会面了。他们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店里等候着他。大家在一起畅谈了两天。盛成记得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张申府、陶尚钊、盛成。

1921年夏天，张若名和郭隆真迁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居住，在那里经常和周恩来见面。1922年上半年，她们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开始完全是秘密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化名，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张若名的化名是“一峰”，郭隆真的化名是“林一”。

当时少共以学习作为主要活动内容，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用自学和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快，不久就能顺利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书籍，所以她经常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曾把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两篇文章《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发表在法国《赤光》半月刊上，所用的笔名为“一峰”，这篇文章还油印成了小册子。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特地把这两本书稿带回广州，并一手经办在国内印刷出版。

杨再道说：“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寻找母亲的这两本书，这是她早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可惜至今还没有音讯。不过西安有个人给我写信，他收藏有一本192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其中有我母亲的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浅说)。当我翻动着那些发黄褪色的书页时，果然看到了署名‘一峰’的文章，它排在开首的第一篇，后边还排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张若名初到法国时笔耕很勤，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寄回报道近20篇，1921年3月至7月，《晨报》先后刊出《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若干篇。1924年在邓颖超等人创办的《妇女报》上，张若名和郭隆真合写了一封关于如何办好妇女报的信，她还以“一峰”署名再次论述妇女解放运动，文章的题目是“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

里昂郊外的小咖啡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面

1924年，张若名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年的7月，周恩来奉调离法回国，冬天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为他们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从此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这样一个选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一贯的革命主张，也意味着她与亲密的战友分道扬镳了。

据她的丈夫杨堃说，张若名与当时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唯我独“左”，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杨堃当时也在法国，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与郭隆真同乡，郭介绍他与张若名相识，还介绍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团，在团内名叫“杨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退出了共青团。

▲张若名杨堃夫妇

往事如烟。现在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证张若名当时的心路历程了，杨堃的说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邓颖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讲述往事时，曾有一句话，或许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另一条线索。她说，周恩来从法国来信讲到张若名，觉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时候周恩来正奔波于法国、英国、德国，从事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望的安定的留学生涯的距离已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周恩来仍然把张若名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途中，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过张若名。那时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已有3年，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周恩来还是在坐落于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杨堃说他的夫人在他们婚后亲口告诉了他那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当他脱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沉浮人生》20周年珍藏本，现代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泓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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