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父母在北京北海公园

一

父亲因病早退后，天气适宜的时候总坐在屋外廊道的椅子上，戴着老花镜一脸严肃地阅读《参考消息》。逢放假在家，我喜欢站在椅后细看父亲的头顶——不为别的，只为那两个“旋儿”。老爸的头顶正中央不偏不倚并列着两个顺时针的“旋儿”，就算直硬的黑发已经花白，那两个小东西依然很显眼。我一边胡撸父亲的头发，一边问：“爸爸，您头上有两个旋哎，您知道吧？”父亲通常不理我，烦了会哼一声。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一旋横二旋愣三旋打架不要命。这话挺没道理的，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旋儿，但“横”人的比例一定低得多，三个旋的人我没见过。但“两旋”之人是不是真的有点“愣”呢？联想父亲一生际遇，有时不由感慨，这句俗语的三分之一可能还是有点针对性。

在我们那个小小的煤矿上，父亲一直在运销科工作。“运销”对煤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工作一直以“要车皮”为重点，上上下下地为那一队队黑黝黝的货运车厢奔忙打点。我家就在高高的储煤楼(那是我们矿的标志性建筑，下图)旁边的排房里，一道长长的铁轨分割了我们通往外界的道路。每当车皮来到，大大小小的煤块从煤仓里“哗哗”倾泻下来，车厢一边承接一边一点点地后移，几十分钟之后，装运完毕。再等待一些时候，列车才“咣咣”地开走。

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嬉戏上学，并不知职场江湖风云。偶然听年轻职工(他们的宿舍也在排房里)聊天，说“这次科长一定是老朱了”，个把时候有人会直接恭喜父亲。疯传了那么久那么多回，父亲一直是普通科员，最多担任过“代理科长”。一任一任的科长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父亲的位置一直不动。

寡言的父亲看上去是不动声色的，工作起来依然卖力气。车皮不足的时候，父亲就带人去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装运，那里机械化程度不够，现场调度的人通常是父亲。夏日里，母亲一边吩咐我叫他回来吃饭，一边生气地抱怨，那么卖力为啥啊？但见戴着草帽的父亲站在烈日下的煤堆旁挥汗如雨地指挥，运煤车队缓缓地后退。

然而父亲吃醉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有些是公干——要车皮嘛，有些是和没成家的职工们聚餐。那一次，醉后的父亲躺在小屋里，我进去拿点什么东西，看到他拉着技术员小华哥的手，大哭着说：你看这么久了，这么久了……我骇然退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

就在距离退休还有三年的时候，父亲彻底病倒，多年的胃病演变成胃癌。大手术之后，父亲办理了手续，成了矿上最年轻的离休干部。家里一片愁云惨淡，按母亲的话说“三个孩子一个都没交代呢”。听说核桃枝煮鸡蛋这个偏方管用，乡下姨妈源源不断地支援树枝，父亲每天皱着眉头喝下几碗汤和两个黑乎乎的鸡蛋——很艰难，大手术中，父亲不仅切除了大部分胃脏，整个消化道都大受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小口少量进食，稍不留神就会被噎住，难受好半天。

还算不是那么不走运，父亲坚持了下来，一直看着我们三个人立业成家。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道艰难。偶然听父亲感叹：提前退了三年，损失太大啦，那几年工资涨得比往年都快。常年不辍的《参考消息》是他从矿上借来的，小心翼翼地看完，隔天再送回去。为了给离退休职工争取福利，父亲还曾带头去局里“静坐”过。局领导很有办法，立刻找到在局里工作的兄长，请他出面说和。这招当然非常有效，父亲很快偃旗息鼓了。

父亲的职场生涯就这样了。年少时参军，辗转大江南北，退伍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流放”塞外，中年后落叶归根返回故土，勤勉一生连个科长都没混上，也许就是因为命中注定的“愣”吧。

矿区停产后废弃的铁轨

二

父亲本人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子。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出生应该给他和妈妈带来不少欢愉。记忆中的童年时光里有不少亮点。父亲出差多，经常给我买小花衣小皮鞋，我大约是矿区中穿戴最亮丽的小姑娘。

有时候爸爸出差会带着我。那一年寒假，我跟父亲一起去大同，走在大街上，他突然开始劝我烫头发，真的，十分认真地、长时间地劝我烫个头发。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也非常认真地想了想，烫头当然好，多时髦啊，可等开学了老师同学会怎么想呢？我同意了又反悔，反悔了又同意，我们两个人就在理发店外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没烫。后来，大约是作为补偿，父亲带我去了动物园。寒冷寂寥的大同动物园里，植物凋零动物潜藏，好像啥也没见到，只依稀记得他牵着我的手不停地走，不停地走。

尽管没什么具体收获，那个寒假过得超级开心，要开学了我的作业还差好多，有点抓瞎了。父亲带我去卫生所开药(有点小感冒)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班主任王老师，在我的暗示下父亲向老师求情，说老师您看小姑娘一直在生病，没法做作业，这次通融一下吧。我心里乐开了花，作业丢一边，又呼朋唤友疯玩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不错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父亲的很大慰藉。小小矿区内所有消息都共享，父亲带着隐藏不住的得意笑容说，听说这次英语考试你又是第一？青春期的我生硬地回答，这有啥好得意的——哎，那个岁数的孩子大约都是这副德行。中考之后，爸爸拿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说：这可是矿上独一份啊！

大学毕业之后的路就很坎坷了。就业不顺的我跑回北京，进一家研究所做实习生。不久父亲居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这家单位的一则消息：所长带队赴台湾进行交流访问。父亲带话给我，多好的单位啊，一定要好好干。殊不知，那时候的我正困居京城，进退维谷，处在人生最低点。

那个夏天我跟随同乡朋友暂居一家大学的校外宿舍。有天下班后听到楼道里一阵喧哗，似乎是老家来人了，朋友欢天喜地下去了。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楼道里再次喧哗，有人喊，小丽小丽，你家来人了！我即刻冲了出去，但见我的父亲——又瘦又黑的老父亲——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我一时惊呆了。

坐定歇了一会儿之后，父亲才说局里组织离休干部旅游，路过北京，停留一天，老人家趁机出来，打了一辆车满北京找我供职的单位，车费就花了六十！

我的父亲啊！就算您曾在北京呆过，那都多少年了，您也太小瞧现在的大北京啦！不过，居然还是让您找到了！不可思议。我和朋友带老人家去吃饭，疲惫的父亲吃得很少，话也不多。突然，他笑着说，那天在石花洞下，看见几辆来自北京的旅游车，心想，也许小丽他们单位正好也过来旅游？于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我一边笑说哪可能那么巧呢，一边把眼泪咽回肚子里。

第二天我请了假带父亲进城走一走。平时从不抢座的我，第一个蹿上345路公交车，给父亲占了一个座位。一路上父亲东张西望，我知道他在寻找老北京的痕迹——开国之初，他曾在这里驻扎过几年。到了前门，父亲明显兴奋起来，甩掉我搀扶他的胳膊，边走边自豪地说：到这儿我就清楚了，当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就站在城门楼下呢！

作者与父亲在天安门广场

下午送父亲回到旅馆，见到了同行的张伯伯。洗了父亲的几件衣服，想再坐一会儿，父亲就催我回去上班。离开的时候，楼梯转角处只有张伯伯向我挥手，不见老父亲。我知道，父亲一定又是满眼老泪不愿我看见，因为，我，也一样。

张伯伯对我说：一个人好好的，趁年轻，奋斗吧！这一定也是父亲想说的。

三

等一切走上正轨之后，父亲的心情更加顺畅了。每次回到家里，他总是站在小屋里笑眯眯地看着我，带着得意甚至顽皮的笑意：看看，我还不错吧。每年二月份，父亲总要象征性地再过一个生日——就是他当年做胃切除术的日子——并骄傲宣布：这是我获得新生后的×岁生日。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岁”，老人家终岁七十六。

没有了病情干扰，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父亲总会历数那些让他特别骄傲的事情：你们三个孩子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的，不用我们帮你们奔走，省了多少事儿；婚姻大事也都是自己安排的，不用父母找人介绍，不必大操大办，省心；到现在我们这几个家庭都是“原装”的，比什么都好！我们一边迎奉着老父亲，一边五味杂陈。至少我是这样的。

进入老年之后，父母的关系总算和谐一些了，我们小时候，他们的冲突一点不少。每当他们冷战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亲爱的姥姨(母亲的小姨)会上门，住上一段日子。每到饭口，姥姨吩咐我，叫你爸爸回来吃饭。父亲就在某处黑着脸徘徊，叫几次才回来。极端的时候，母亲会拎着包袱夺门而出，我们在后面追赶，而母亲的身影已经越走越远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听母亲提起，说其实已经走到法院门口了，左想右想，几个孩子还年幼，还是算了吧。

那时我搞不太懂他们吵架的具体原因。记得有一回，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也许影片临时撤场了，也许爸爸临时起意，反正电影是没看上，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和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打麻将，我坐在小板凳上百无聊赖地数手指头。几年前见到老邻居夏阿姨，她说，你妈妈特别爱干净，总嫌弃你爸爸不洗手就做饭，有段时间他们各做各的饭，你爸爸对你妈妈说，你别用我的柴别用我的煤……这些琐事儿真磨人。

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修炼出老夫老妻的模样。而我们自己的婚姻呢，冷暖自知。

四

父亲于2007年3月29日去世，今年是15周年。那时我在海外，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等我4月6日赶回家乡的时候，父亲的葬礼已于4月3日举行完毕。听家人和亲友描述，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一个好人。

疫情之下已经有三年没能回乡扫墓了。只能点燃一炷清香，遥向故乡祭拜。丝丝轻烟中想起父亲，首先会想起晚年时他的心满意足的笑容。当扔下职场的失意，度过生命的难关，看着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好，他跟老伴儿也终于回归和顺之后，“两个旋儿”主使下的“愣”命运终于退却了。

再往前回想，总会想着那个肃杀的冬日，父亲牵着我的手默默走在塞外动物园里，周围一片寂静，一个人影儿都没有。父亲心里大约在嘀咕，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小姑娘该多失望啊……

2022年4月5日，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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