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女诗人希尔德·多敏

（Hilde Domin，1909-2006）

2012年冬天，我与波兰朋友芭芭拉相约参加了一次海德堡文学徒步游。带队的是一位白发朱颜的老学者。从荷尔德林的老桥，到艾兴多夫的纪念碑，从歌德笔下的城堡废墟，到马克·吐温笔下的内卡河。一天的行程十分丰富，却也免不了陈词滥调。接近黄昏时，我们一行约十人在大学图书馆边拐了个弯，突然走进森林中。穿过一片犹太人墓地，我们来到格莱姆山小径（Grambergweg）5号。这是一栋带角塔的二层小别墅，女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曾住在一楼，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房子虽然古旧，但视野特别好，多敏的书房就在角塔里，从四面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盖斯山（Gaisberg）上的云杉树林、莱茵河平原上的落日、散落在老城里的大学建筑，以及城里来来往往的学生。

结束一天的游览前，带队的老爷爷在塔楼前朗诵了一首多敏的小诗：

不要变得疲倦，

而是要把手递给奇迹，

轻柔地

如同伸向一只小鸟。

在此之前，我没怎么读过她的诗歌，虽然她的诗集在海德堡大大小小的书店总在文学类占据最显眼的位置。她在海德堡太受欢迎了，让我误以为她是某个畅销作家，反而与她失之交臂。

我瞥了一眼芭芭拉，她的眼角挂着和我一样的莫名泪珠。我们的生活都太疲倦了。芭芭拉有一个智力发育受限的大儿子，在家中与能将拉丁文变位表倒背如流的小儿子冲突不断。我的重负不仅是进展缓慢的博士论文，还有耗尽的爱情。大部分的誓言最终都失声，始终真实如初的寥若晨星。

女性的命运，仿佛一个反复讲述的故事。每个女性在每个故事中都瞥见熟悉的身影，看到某个朋友，看到自己的母亲，看到自己。一切宛若从某个往昔或未来回眸所见。所以那天，在纵观了一整天的男性书写后，我们听到她的故事，听到这首短诗，仿佛看到一个柔弱的女人，弯下腰，小心谨慎地伸出手，伸向一只同样柔弱的小鸟。她的指尖触碰到它的翼尖，她战战兢兢，害怕奇迹溜走。

女诗人与同为犹太人的丈夫相识于海德堡。彼时的她是个心系天下的女大学生，先后师从卡尔·曼海姆和雅斯贝尔斯，而他也是个热衷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才子。惺惺相惜的两个年轻人爱得炽烈。他说想去心驰神往的意大利留学，她义无反顾地跟随。没想到仅一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留学成了流亡。然而那柠檬花绽放的地方也并未在时代的疯狂中幸免，这对犹太夫妻成了意大利的“国家敌人”，最终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途。栖风宿雨地辗转多国之后，他们终于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多米尼加停下脚步。1940年开始，她的时间以另一种速度流逝。

女性好像总是轻而易举、不知不觉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受虐者，但起初或许是自愿的牺牲和奉献。她和丈夫一样拥有博士头衔，一样才华横溢，却或是为了生计奔走在各个德语培训班的讲台，或伏案将丈夫的论文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他流连于在多米尼加发现的安达卢西亚式庭院古迹，她则如同勤勤恳恳的秘书，埋头整理、记录他的每一份研究。

丈夫很快就在多米尼加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和创作领地，她却越来越活成了海岛上的孤岛。1951年，她的母亲逝世，她几乎崩溃。这个世界太孤独了！准备自杀前，她拿起笔，开始写诗。她无法孕育孩子，却不代表无法孕育生命。词与词连接，句与句叠加，好似骨与骨，肉与肉。假如拥有孩子，或许多少能抚平她的伤痕，然而创造诗句，却庇护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诗行构成了呼吸的空间，她在打字机上敲出的一词一句中一呼一吸，终于又重获生命。

丈夫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奥德修斯的漫长归途终于迎来句点：他得到海德堡大学的教职，绕地球大半圈之后，两人终于重回相识相恋的小城。她曾经相信，只要有他，无休止的航行终有尽头。航行的确结束了，只是物是人非。

1959年，年过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上图），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让她篡改自己的年龄，不然谁又有兴趣读一个五十岁女诗人的处女作呢？诗集中有这样一首诗：

我在空中为自己布置房间，

在杂技演员和飞鸟中间：

我的床架在感觉的吊环上，

如同风中的鸟巢

筑在枝桠最外端的树梢。

我为自己买了软毛织出的被褥

那是在月光中

被温柔梳理的羊毛，

如同闪着微光的云朵

在坚实的土地上移动。

我闭上眼睛，将自己裹入毛被，

那是确实可信的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小小蹄掌下的细沙，

想听见在傍晚时分，

羊圈门闩扣上的声音。

但我躺卧在鸟儿的轻羽中，扶摇直上，

高翔入虚空，头晕目眩。我无法入眠。

我的手

伸向某种依靠，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的支撑。

土地是坚实的，她却只能如云般飘动，如鸟般迁徙。谁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远扎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与犹太人的命运背道而驰，她只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寝床架在吊环上。谁不想要听到门闩扣上后，裹着温暖的毛被沉入梦乡？但无尽的叹息与头晕目眩让她无法入眠。谁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强大的依靠？她却只找到一朵玫瑰的支撑。这朵玫瑰当然已不是他的爱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种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手里还握着笔，笔里还淌着墨，描述难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笔杆与晕染在纸上的墨构成了一朵玫瑰，虽难称救赎，却足以支撑。

齐哥·科德（Sieger K?der）笔下的玫瑰

从这塔楼里，甚至还能望见她和他三十年前曾经住过的学生宿舍。或许在别人眼中，他们是一对梦幻学术伴侣。但对她来说，这景象不过是往日的残痕。他们已形同陌路，塔楼里静默无声。虽然他还是丈夫，她还是妻子。

想抵抗。但弱小如她。

她更换了自己的名字。她曾是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Hildegard L?wenstein），婚后成了希尔德·帕尔姆（Hilde Palm），现在她是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多敏”（Domin）来自曾经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inicana）。她随丈夫在那个陌生的岛屿流亡了十四年。最终，她成了岛屿，漂泊成了她的根：

人必须可以离开，

却依旧如树般存在。

宛若根扎在土里，

即使土地变迁，

依然稳稳立定。

人必须屏住呼吸，

直到风慢慢减弱

陌生的空气，

开始在身边打转。

希尔德·多敏定居海德堡后，反而成了多重意义的边缘人：她生活在老城里，却住在山上的林中；她没有远离大学学术圈，却是个诗人；她踏上了魂牵梦绕的德国故土，却还依旧在心的岛屿漂流；她和同样经历漫长流亡的保罗·策兰（Paul Celan）、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罗泽·奥斯兰德（Rose Ausl?nder）一样，书写着犹太人永恒的流离失所，却并不灰暗；还有最触动我的一重边缘身份，那就是，她是公众写作者、发声者，但她是女性。她在多重意义上将自己置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外围区域”（Au?engebiet）。韦伯认为，唯有生活在远离文化、尤其是权力中心的“外围区域”者，还未被打磨或镇压到忘记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他们，才有可能远离麻木不仁，才具有向世界真诚叩问的勇气。只有在这狭长的地带，才能裸露自己，即使只是用微弱的声音，但无畏无惧地，呼唤出正确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世界的名字，希望的名字。

一百多年前，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阿奈特·封·多斯特·霍斯豪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站在博登湖边的高塔上疾呼：

假如我是开阔田野上的猎人，

哪怕只是士兵的碎片

假如至少我是个男人

上天就会给予我忠言；

如今我却必须端坐优雅，

好似一个听话的孩子，

只能偷偷散开我的头发，

任其在空中飞舞恣肆！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女性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被割舌头的菲洛梅拉、只能哞哞叫着哭诉的伊娥，不仅是往昔神话里的失语者，如今依旧是女性的镜中自照。正因为如此，多敏的声音触动我心。她的声音不是从干渴的喉咙里爆发的哀嚎，也不是丧失信心后的自暴自弃自怜自哀。她比霍斯豪夫更纤细，也更勇敢。

冬日的海德堡又飘起了雪。雪花落入摊开的掌心，轻若无物。这就是指尖与翼尖轻柔相触的瞬间，是爱的融合的瞬间，就是奇迹。

望着雪中的塔楼，我的目光呼唤着她的名字。

那朵笔与墨构成的玫瑰回应了我的目光，她说：“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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