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伯不是我家亲戚而胜过亲戚。他们夫妇与我父母是同乡，他们都是广东一个叫河婆的客家小镇子上的人。我爸爸的祖籍是那里，在印尼出生长大再回国，多年后他与蔡伯伯各自分头、曲折辗转都到了湖北宜昌安家，这同宗兄弟就彼此认识了。我爸妈一直叫他“阿古”，就是他们乡里的叫法，这两个字也按乡音去发，嵌在我爸奇特的普通话、我妈学得的宜昌话里。我爸之所以找的我妈，就是阿古夫妇做的媒。我爸三十二岁了还没找到老婆，阿古夫妇回乡探亲，听说街坊上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很好，阿古就极力去向我的外公外婆说合：“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个！这个人啊，很老实，很老实，还是大学生！你姑娘嫁给他没有错的！”远隔千里，姻缘还真的说成了，结婚后三年我妈来了宜昌，这样才有了我。

我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在阿古伯家。他是六中的数学老师，他们家就在六中。中学里有操场，有双杠，有沙坑，有教室还有宿舍，周日学生都回家了，这些都空出来归老师的孩子们玩。我三岁时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六中拍的，以那栋圆门洞、木栏杆的老校舍为背景，那天妈妈也去了，阿古伯借了相机来，让我妈换上云婶的花棉袄和黑色翻毛皮鞋，我们一家三口合照，再让我抱着一棵树单独照，“洗出来寄到外国去给你奶奶看！”但没有寄，因为那张我的眼睛照眯缝了，脸上似笑非笑，看上去是个呆傻的孩子。全家的合影倒不错，妈妈那时真年轻，爸爸穿了许多年的那件大棉袄还一点都没有破，他一穿一冬，一穿多年，后来他穿着非常破烂的它天天去小学接我，浑若无事。

后来我有妹妹了，星期天妈妈在家带妹妹，爸爸常带我上六中去，一玩一天，吃过晚饭天黑了才回。我在那里有个姐姐，就是阿古伯的大女儿珊珊。

珊珊比我大五岁，我三岁她八岁，我五岁她就十岁，也只是个孩子，但她天生就是个特别懂事的姐姐，会带小孩，非常热情，我在她家处处舒适妥帖。有一天她说：“我嗑瓜子给你吃啊，”我们俩搬了小椅子在他们屋前的树下对坐，她嗑开一颗，递给我，我掰开，空的，又一颗，我掰开，空的，又一颗，还是空的。珊珊这时哈哈地笑了起来，收起她的戏法，真的嗑瓜子给我吃，我一粒粒地吃她剥好的瓜子仁儿。

她爸叫她珊珊，我也跟着“珊珊，珊珊”地叫。

“蔡珊嘛，什么珊珊！”邻居孩子说，他们都叫她蔡珊。连名带姓，就很正式，像上学一样；而我们是熟人亲戚一路的：珊珊、小容。

学校里的孩子们年龄都差不多，玩在一起。星期天，把小矮桌搬到院子里写作业，一桌可以坐两三个人。隔邻的院墙很矮，彼此鸡犬相闻，一抬头，就可以跟院子那边的人说话。

他们写作业，我看书。他们对我的描述是：“特别乖，特别安静，一个人坐半天在那里看书。”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连环画市场里淘小人书，蹲着翻一本《机警的孩子》，仿佛走进了一条久远的小路，越瞧越眼熟：生产队的一个孩子，经过地主婆的家，看见大门紧闭觉得可疑，就从门缝往里张看，只见地主婆正在院子里用大簸箕筛麦子。哎呀，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人书呀，在珊珊家看的，看到孩子隔门窥看地主婆的这一幅，最感兴味。这幅画在我脑海中早已沉潜，重逢忽地忆起，我没有忘啊！地主婆的院子。珊珊家的院子是敞开的，没有门，只一面有低矮的院墙与邻居分隔。童年的阳光，迟缓地爬在墙头……

有一天是雨后，地上滑，我摔了一跤。云婶给我换了裤子，我继续跟那群孩子们玩，满校园地跑。不知为了什么事，一个男孩把我一推，我仰后摔倒坐在稀泥里，坐得非常彻底，从屁股到脚全着地。

我站起来，对那个男孩说：“哪个叫你这样的呀！”

一群孩子全看着我。那个男孩也看着我，不做声。我平时总是受欺负，这时我觉得我好厉害，他们都被镇住了。于是我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哪个叫你这样的呀！”我的声音巨大，响彻一方。这种平素挨了八棍子不吭一声，冷不防突然爆发把所有人吓一跳的潜质，我长大以后还展现过，只是我也把不准我会什么时候爆发。

过了一会儿，珊珊来了。她一见我就拍手笑了起来：“又摔了一咕溜啊！”

她牵我回家，云婶又找裤子给我换。换下的裤子又洗了晾起来。

偶尔，珊珊不在家，她爸爸就叫她妹妹周周带我。周周比珊珊小一岁。她听从她爸的安排，带我去外面小卖部里买个面包给我吃。我们走过校舍，走过操场，从学校围墙边的一个侧门穿出去，到了外面的巷子里，再沿着巷子走。那条蜿蜒的巷子，在我记忆中我能把它画出来，怎么弯怎么绕，再往另一边走的话，就通到隆中路了……它们如此清晰，但我已很多年没去过那一带，只要我不去，它就还在那里，而不是天翻地覆不再认得路。六中还在吗？

我跟着周周走，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周周一边走一边说：“买了面包，你要吃完的啊，不准不吃完。”

我说：“噢。”

六分钱一个的小圆面包，我把它吃完了。周周和我呆了一阵子，无话，随后门外喧哗，热情的声浪进门，珊珊回来了！

天色晚了，吃晚饭了。云婶唤我到后院厨房里洗手，上桌子吃饭。在他们家吃过那么多顿饭，我怎么不记得吃了些什么菜呢？云婶话不多，总在忙，给我们做饭，做了午饭又做晚饭。他们家常有客来，还经常有学生来他们家吃饭，有些是阿古伯以前教过、已经成人了的学生。

晚饭后，我走前再看一本他们家的书，没看完的，珊珊就让我拿回家去看。那本《“强盗”的女儿》我一直没还，当时我上二年级，每天晚上做完作业都要把它看一遍，三万多字的一本儿童小说，到现在它还在，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我曾经坐在他们的院子里，画门前的那棵树。阿古伯说我画画好，要找个老师来指点一下，后来他真的请了老师来，同时约了老师和我们在他家看画谈画。要人到中年后才知道，帮忙张罗这些事情很不容易。他看到我们家积攒了些木料，又找从前的学生把它们扛去打了一张桌子、六只凳子，我们家从此有了坐着合适的吃饭桌凳。

我们两家走动很勤。有一个年三十晚上，阿古伯突然来了，在我们家吃了年夜饭——原来那天他跟云婶吵了架，大过年的，当然只有来我们家。

珊珊上大学后我还见过她一回，她放假回家，在新的房子里给我看三毛的书，三毛万水千山走遍天下，梳一根独辫戴顶帽子很酷地背靠一堵墙站着：“看，多漂亮。”珊珊说。

我上大学了，临近毕业，我爸爸生重病了。阿古伯身体也不好，哮喘，很遭罪。我打算留在武汉工作。那天阿古伯来看我爸爸，我送他到楼下。他劝我去广东，说比这里好，我爸爸没有主张，阿古伯夫妇和我妈都说广东好。

“……爸爸病了呀。”我说。说了一阵子，没有主意。

“那就不要管了，你去吧！”阿古伯说。是冬天，电线杆子下的他喘着。

我摇摇头。

几年后阿古伯和我爸相继去世，只隔九个月。我妈说他们俩是兄弟两个，几十年要好，到最后也前后脚结伴走了。

2003年夏天珊珊带着女儿从深圳回宜昌，她们和我，云婶和我妈，五个人一起上公园玩了半天。她那个眉眼和神态都很像她、也像阿古伯，但不爱说话的小女儿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

2020，1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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