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定之《墨松》

差不多一百年前，称誉北京画坛的汤定之（1878—1948），时人皆知他是南京被太平天国攻陷时死难的名画家汤贻汾（1778—1853）的曾孙，画家汤禄名（1804—1874）的孙子。汤贻汾不独自己是琴人，还满门风雅，妻妾子女多兼擅琴画，传为一时韵事。汤禄名会不会弹琴，暂时没发现直接材料，但在那样的家庭氛围里，大概率也是会的。汤家的画艺，传到汤定之已是第四代，那么自然会有一个联想，琴艺有没有传到这一代呢？似乎没有，然而要说全然隔膜，却未必然。

汤定之的超级铁粉余绍宋的日记，前些年已经出版，其中记载的琴人较多，琴事偶有，如听“杨思伯”（当是杨时百）弹琴，“画社同人皆在焉”（1920年8月8日），“画社同人”中汤定之想必在座。这些自会有学者去挖掘，袖手相待可也。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汤定之至少藏有一张琴，名为“凤鸣岐”，两番易手后更被易名，这便是管平湖奉为至宝，留下以命护持佳话的“清英”（下图）。

《中国古琴珍萃》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6月）首次刊出管氏旧藏“清英”的图片，琴背有一段铭文是：

余老友王君松泉，琴学渊博，与济南秦鹤鸣羽士友善。于民国十八年携此琴来平，见余所藏唐琴“鸣凤”，赞不绝口。余亦爱此琴音韵清亮，遂相议互换。此琴王君原以五百金得自京门汤禄名之后裔，龙池内署“大唐咸亨二年鸳湖外史制”，则是否为二十四琴斋所藏，以无署款，不敢臆定。然发音清亮，知非凡品，爰重加整饰，音更雄厚，为余所藏诸琴冠。

民国十八年仲夏，古吴平湖管平识。（“管平”“吉厂”两小印）

文字很不高明，王世襄“臆测”管平湖拙于此道（《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颇有道理。且观其大意，提到了“此琴王君原以五百金得自京门汤禄名之后裔”，这位在北京的“汤禄名之后裔”，自是汤定之无疑。考虑到汤定之、管平湖同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且汤为尊长，管为少卑，故管平湖用如此委婉的方式道出汤定之的让琴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年又曾见汤定之致吴仲坰（1897-1971，仲珺）书札一通，开篇云：

仲珺仁世兄阁下：前者奉到惠示，并扇面、“存古”琴拓片两件。扇面遵命奉上，欲工反拙，愧愧，乞教。诗久不作矣，夙本有失眠症，去岁患心脏疾半载，今春才好，不敢构思。现在日间作画稍久，往往夜间即不成寐，故拓片敬题观款附上，非敢方命也。

从前初见此札，觉得无非是对他人所请半就半拒，就者为他画了扇面，拒者未在一张古琴拓片上题诗，何况这是一位世交晚辈，自然不存在心理负担，因此闲闲读过，未曾多想。今日重看，发现所拓古琴名为“存古”，忽然明白了汤定之拒不题诗的真正缘由。

一九四〇年代，至少有三个文献提到了“存古”（或误作“太古”）琴，分别是寒翠《浣溪沙 题蔗园所得水绘园古琴拓本》（载《苏州新报》1940年9月27日）、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三（建国书店，1948年11月）以及他的诗集《寒松盦诗草》卷二（约1947年），我曾草成《水绘园藏程济遗琴拓本考疑及其他》一文（刊于《艺术史研究》第十七辑），略加考索。这张琴原藏扬州史公祠，为归元禅师所有，据云为明初程济、清初水绘园冒氏递藏，有弘仁铭文。民国初年归元示寂时，以此琴托杨绳武“易资焚瘗”。杨绳武安葬归元后，秘藏此琴，其后将琴制为拓片，馈赠友人。

写这篇文章时，尚未看到存世的拓片，但资讯已足以支持我断定所谓程济、冒氏递藏，弘仁铭文，一应俱伪。没想到二〇一六年美国、中国拍场上，一下子出现两张“存古”琴拓，在美国的那张有六舟和尚、杨聋石、瞿中溶的印章、题词及杨绳武长跋，在中国的那张有拓无题。这两张拓片的出现，在很多地方都印证了拙文的推断，令人惊喜，不过六舟、杨、瞿的印章、题词又是全伪，作伪者连杨绳武本人的题跋都没看明白，搞出前人题后人拓本的笑话来。这就促成了第二篇文章《水绘园藏程济遗琴拓本续考》（刊于《艺术史研究》第十八辑）。

这样一张琴，杨绳武自得其乐也就罢了，可哪里逃得过汤定之的法眼？何况汤定之虽未必会弹琴，终非未曾见过古琴的人，当然知道古琴断纹整体而言均为横向，而就两张存世拓片来看，墨拓琴身遍布纵向纹路，极为明显，这是绝无可能之事。大约杨绳武实在太过宝爱“存古”琴，担心多拓难免损伤，所以用一张拓片翻板重刻，再拓这个“翻板”去送人。他不讲究，“翻板”未曾髹漆，自然就出现纵向纹路了——木纹也。

《续考》曾考出杨绳武祖籍丹徒，落户东台，在扬州活动较多。那么吴仲坰是怎么得到此琴的拓片的？看到他长年居扬州，就毫不奇怪了。他家与杨绳武家或是有往还的。只是汤定之看到这位“仁世兄”让他题诗的拓片，实在不好意思点破，托辞婉拒，“敬题观款”敷衍一下，大概是唯一的选择。

辛丑七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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