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武先生（下文称蒋公）去世已五年，他在世之时就低调沉寂，今日知其名者更少矣。他原本是京剧演员出身，唱花脸，后来居然转行搞研究、编刊物，专著有《京剧精神》等传世，主编的刊物《艺坛》留声学林，他是有“干货”留给这个世界的。

蒋公生前供职于武汉艺术研究所。2018年，其单位的江东等旧同事发起组织了纪念蒋公的座谈会，我因事不克赴会，后友人殷切地希望我写点文字，纪念蒋公。说实话，现今各行各业的名流巨擘，多如过江之鲫，而许多“占据要津”的红人，是根本用不着写的；蒋公则属于那种有真才实学，却寂寂寥寥的低调者，窃以为此种学人，是真需要“发掘”和书写的。我是晚辈，本轮不到我来写蒋公，何况《庄子·大宗师》有云：“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然而，傅璇琮先生认为，在学林应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学术上的“相濡以沫”，“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傅先生有一本散文集叫《濡沫集》，即此意也。）故我今草此小文，不过是追怀一位寂寞的京剧研究家罢了。

我和蒋公相识，乃是先师吴小如先生的绍介。大约二十年前，我还在读书时，买到蒋公主编的《艺坛》第一卷（以书代刊的正式出版物），真如空山闻籁，觉其书矫矫不群。吴先生也是《艺坛》的撰稿人，有大作在焉。我旋即给吴先生去信，赞誉其书，兼问其人。吴先生在回信中对蒋公极推崇，引为知音，并介绍蒋公与我通信往来。

很快，蒋公主动寄来十余册老的《艺坛》杂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部刊物，不公开发行）。我这才了解，《艺坛》原来是由内刊转为正式出版物的。捧读之下，那十余册内刊《艺坛》，真令我“惊艳”，竟生出一种张生初遇莺莺的“目定魂摄，不能遽语”之感。说一句刻薄的话，中国的大多数内刊，不过是聋子的摆设——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而蒋公主编的内刊《艺坛》，比起正式期刊，居然不遑多让！上面的名人大家之作，层出不穷，简直就是第一流的阵容、上上等的佳刊！在《艺坛》内刊时期，王元化就每期必读，总说：“别的杂志我不大看了，这本《艺坛》我要看的。”时至今日，我甚至认为，这份内刊，如有机会，可影印或摘编再版，以广流传，庶不负蒋公当年办刊的苦心孤诣。

我曾撰文，谈民国时沪上的老辈剧评家张古愚，以一人之力，殚精竭虑地编《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期刊，这种“痴人”，简直就是为京剧而生。而蒋公，也是在编刊物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临事以敬、处事以专，终于在本不能出成绩的方面，硬是干出了出人意表的成绩。说蒋公是当代编刊的行家里手，殆不为过。我以为，他当年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是可以编出中国最好的刊物的。

谈《艺坛》，附带着蒋公的交游也很值得一谈。要知道，办刊物，最难的，是有名家愿意源源不断地“赐稿”，而内刊想要得到名家稿源，更是难如上青天。蒋公的《艺坛》居然做到了，殊为不易。北京的几位老辈，如张中行、朱家溍、刘曾复、先师吴小如等，蒋公都很熟，可以登堂入室，把臂倾谈半日。更难得的是，他与当代鸿儒王元化、叶秀山过从甚密。《艺坛》后虽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但仅出两卷即难以为继，是爱才惜刊的王元化施以援手，将《艺坛》由武汉转到上海的出版社，第三至六卷才得以渐次面世的，故王元化可谓是《艺坛》的“续命人”。其实，后来在上海，《艺坛》也换了两家出版社，详细内情不知，但艰难是一定的。王元化愿意出死力助蒋公出《艺坛》，刊物之价值不言而喻。从第三卷开始，封面印出了“王元化顾问”的字样，他这个顾问，可不是挂名的，真是“既顾又问”。

蒋公撰有《王元化与京戏》一文，记述了他第一次拜访王元化的情形。1995年某日下午，蒋公如约登门，但王元化临时有活动，不在家，王夫人张可就让蒋公等一等。傍晚时，王元化回来，热情留饭，谈兴甚浓。蒋公的文章记席间一情节，极传神：

谈话中，有原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来访，为潘汉年的事；又有人打电话托先生转交材料与章含之，因后两天先生与章要在南京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张可老师问怎么办，先生有些不耐烦，说道：“你们哪，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章含之，我现在是要和锡武谈京戏！”

王元化与蒋公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那种欲谈戏而不愿被打扰的急迫神情跃然纸上。他后来不但每期给《艺坛》供稿，还不遗余力地多方呵护。在《艺坛》第六卷编校中，王元化驾鹤西去，而此刊也就在出第六卷后戛然而止。这真是一段善缘。

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叶秀山，本业搞西方哲学，他一般是不跟戏曲圈内人玩儿的，而蒋公是个例外。叶秀山谈京戏的集子——《古中国的歌：叶秀山论京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居然请蒋公来写序言，这足以让蒋公自豪，也说明蒋公在叶秀山心中的“分量”。而那篇名为“哲人的眼光”的序言，确是谈言微中，举重若轻。叶秀山也曾为蒋公的名作《京剧精神》撰写了书评，足见推崇。蒋公以一个半路出家的后辈，居然能与那么多耆老鸿儒谈笑往来，如无真才实学，是不可想象的。我以为，蒋公绝不是靠吹捧钻营来结交、打动这些前辈名家的，而是用他的一本刊（《艺坛》）和一部书（《京剧精神》），外加吐属不凡、待人诚恳，来博得老辈的信重支持。

蒋公的《京剧精神》（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是中国第一部京剧美学专著，也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半途转行的研究者，居然写出这样一部“学院派”色彩浓郁、理论思辨性极强的学术专著，令人钦佩无已。说心里话，新时期以来的戏曲研究论著、图书，数量非常之多，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能自树立、不因循、有生发的，并不多见，而《京剧精神》肯定算一部。蒋公有此大雅之作，可留名学林艺坛而无愧色矣。

在《京剧精神》中，蒋公议论英爽，笔锋精锐，如谈京剧的古典精神一节，独具慧眼地拈出“和”“玄”“游”三字细加论析。“游”的艺术一段，又以“心斋”“坐忘”的审美状态，“乘物以游心”的审美胸怀，“至人”“圣人”的审美鉴赏等三要点，结合当年马叙伦听余叔岩歌，展开剖析，畅谈“游于京剧”艺术的要件，理论阐发游刃有余，文字表述甘美有味。蒋公的阅读面宽广，在书中，每每征引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的经典论述，头头是道，读其书让人感到如入雅室，觉屋内琳琅满目，摆设精致。他的引书，擅长征引最精辟的几句话，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既说明了问题，又为自家著作增光添彩，这也是写作功力的体现。一个演员出身的研究者，在文字和理论方面，达到如许境地，需要花费多少工夫？“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临川的名句颇有助于我们理解蒋公治学的艰辛。纯理论的《京剧精神》，实在是蒋公的扛鼎之作！蒋公另有一部《京剧思辨录》出版，系他谈戏文章的汇编，其中也摘编了《京剧精神》中的若干篇。这部书印数较少，知者不多。

蒋公久居武汉，晚年则多前往上海女儿处，故我与蒋公见面机会不多。2007年春夏，我在人民大学主持了一学期的“京剧与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先后邀请了吴小如师、钮骠、孙毓敏、傅谨等开讲，一时学生选课者竟达300人，大大出乎校方和我本人的预期。当年5月，适逢蒋公来京开会，我趁机邀请他到人大讲座。记得那是一个傍晚，蒋公来校后，我先陪他在食堂用简餐，然后登坛开讲。蒋公口才很好，慢条斯理地脱稿讲了半天。那天讲的具体内容，我印象不深了。却记得，讲座后，蒋公跟我聊，他在武汉的高校，类似讲座已讲过多次，而今天人大的“座儿”效果，远不如武汉。盖讲前不该先吃饭，俗话说“饱吹饿唱”，吃得饱饱的，“精气神”就散缓了……蒋公对于未发挥到最佳状态，言下不无遗憾。我初听那一番“不该先吃饭”的理论总结，也曾暗自发笑，旋即感慨，蒋公不愧是京剧理论家，那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足令人钦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蒋公已矣！他不在高校，不带学生，故无弟子传其学；但其所著之《京剧精神》、所编之《艺坛》，是研究京剧的必读书，足以传世。而上海东方卫视柴俊为导演主事之《绝版赏析》，也为蒋公留下了一些难得的谈戏音像资料。惟愿世间再有类似蒋公的人才出现，则京剧幸甚，学林、艺林幸甚。谨以小文怀念一位寂寞的京剧研究家，历史会记住蒋锡武这个名字的。

作者：谷曙光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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