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的时候，我刚上小学。记得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显得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80年代初，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到200元，归田计只能从牙缝里省，再有就是亲力亲为，凡自己能做的，绝不额外去花工料钱。上下班路上，遇到卖树料的小贩，或是人家拆迁、翻修余下的建材，父亲都会去搭讪讲价，燕子衔泥似的，一点一点往回搬。建新房需平整地基，得挖平半面小山坡，下班后、节假日，父亲就成了移山的愚公。十字镐、镢头与铁锹，再加上一担畚箕，在父亲勤奋的劳作下，小山坡一天天矮下去。我搬来小马扎，给他沏好一大壶茶，一边给他做伴，一边看自己的小人书。那时父亲真是精壮，小臂虬结的肌肉，随着镢头、铁锹的挥动，舒展、收缩，一镢头下去，风化岩四散迸开。畚箕装满土块，压得扁担吱吱呀呀，悠悠地起伏着，他一阵风似的来来回回，大半天都不带歇，还哼着小调。偶尔停下来擦把汗，“嘶”的一声，吸掉大半截烟，咕咚咕咚，一壶茶就见底了。我喜欢看他喉结一上一下窜动，忍不住伸手去摸。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读手上的小人书。蓝色封皮的《三国演义》，隔不了几页就会有这么一句：“探马来报”，我大声朗读“深马来报”，这成了我整个童年的笑料，甚至被当作我的外号。放学回家，父亲就会说，“深马来报”回来了。

开出的地基，起了两层砖混小楼，土方填在北边的洼地，搭建了两间平房。两处建筑，让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童年的记忆，堆满了砖瓦木石，和建筑工人粗犷的歌笑，还有因工料、排水、采光等而起的争嚷。父亲像个护窝的老母鸡，当理不让，争执起来声音也特别响。房子终于完工了，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那是春天的味道，从眼睛到唇齿，顺着鼻腔，在中枢神经游走。被春天浸润的小院，洋溢在醉氧般的微酣里。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家里地方狭小，夏天闷热不堪，便总是来我们家纳凉。房老师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过。房老师写了好些诗，吟咏我们家的花花草草，称许父亲的家业和品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享受着他的肯定。房老师写的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还有一个“志当存远”的横匾，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他买来王力的《古代汉语》，那套书的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被父亲翻得脱胶，用麻线重新装订，里面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每写好一首，父亲都显得很陶醉，他知道我不懂，就读给母亲听。母亲颇不耐烦，借口做饭，躲进厨房，他就追到厨房，靠着门框发表他的大作。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父亲已较少过问我的学业，倒是把他的诗作寄过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父亲是第一读者，也是最积极的宣传者。街坊串门，亲朋往来，都是他炫耀儿子的好机会，也不管别人是否乐意听。其时，他已经把身上的自信，悄悄转移到我这里，而我并没有做好准备。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我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弟弟也住在别处。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父亲早年抽烟，家里建房时劳累过度，营养又跟不上，身体逐渐衰弱下来。先是支气管炎，哮喘，最后发展成肺气肿。渐渐的，他不大出门了，尤其是冬天，稍一动弹就喘不上气，再后来，需借助吸氧机缓解胸闷。我在上海有一套七十多平米的蜗居，两室一厅，父亲总是说，要是多一间房子就好了，我和你妈妈就可以住过去。父亲年轻时来过上海，在军工路附近的机床厂实习，他记忆中的上海，有吴淞口码头，外白渡桥，以及上海人爱吃芋艿。他总是固执地把外白渡桥记成浮桥，我出示现场照片也不能说服他。父亲想着能再来上海看看，我也想他来。我们一起念叨着，等天气暖一点，暖一点就可以来上海了。

2014年6月的一个周日，母亲来电话，父亲用的吸氧机坏了，桐城没有维修点，要去合肥。我跟母亲说，我周四有监考，等周末赶回去送修。放下电话，心里莫名慌得厉害。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    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匍匐在南门老街的青石条，记得父亲的足印；城东的那条大河，也会出来证明，父亲为了省下一点建材费，在它的怀里挑过砂石。

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作者：李翰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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