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篹》《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尠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

钱锺书晚年补订《谈艺录》时，曾提到上面这段少年读书经历里的往事。我们知道到了1927年，他原本就读的苏州桃坞中学暂时停办了，他随即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因此，上述这段经历，就发生在1926年夏天。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细数了夫君儿时种种“痴气”的表现：他小时候的读书、识字、写文章，都因他受“没出息”的大伯纵容而养成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的脾性，毫无章法，全凭兴趣。早年书摊上租小说囫囵吞枣地看下来，固执地自作主张读错别字，滚瓜烂熟地记得关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两却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在正统的诗文修养的教育上，还有尚待引导激励之处。在杨绛的记述里，上述这场考校文章的功课，具有更多令人困窘的细节：

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俪，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将这两段记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他作古文的入门书就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篹》，嵌些骈俪文句是因为读了李兆洛编选的《骈体文钞》，而自学作诗，最先是依赖于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

骈体文以骈俪对仗为句式特征，重藻饰与用事。历来论者可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以骈体文为纯粹的骈文，即通篇皆骈者，于是排斥散文句式的混入，有意与散文（即唐宋之古文）分庭抗礼；另一派则以为骈体文可以骈偶为主，结合散文句式的优长，强调骈散会通。这两派在清代可分别以阮元和李兆洛为代表。阮元是《四六丛话》作者孙梅的门生，并受力诋唐宋古文的凌廷堪之影响，后来写作《文言说》，标榜“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将单行的散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李兆洛服膺姚鼐的古文成就，但不满桐城义法所谓刻意地无所依傍、不求工整，认为“奇偶不能相离”才是天地之道。三十一卷本《骈体文钞》即多选骈中有散、散中有骈的文章，并声称“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答庄卿珊》）。

民国时期，就骈体文学发表研究观点的学者，尚有刘师培、李详、孙德谦、钱基博、刘麟生等人。其中李、孙、钱等人皆主骈散合一的观点，尤其孙德谦《六朝丽指》声称“骈散合一乃正格”，影响最大，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拈出孙氏“骈文尤贵疏逸”的观念，总结为“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因此，杨绛回忆说钱锺书学习古文并不遵守桐城义法，时而加入骈俪句式，他父亲反而会赞许。钱锺书后来在《谈艺录》提到龚自珍《常州高材篇》，将之视为“常州学派总序”，首先肯定的就是阳湖派古文的“文体不甚宗韩欧”。单纯地排斥一端，独尊骈体或散体，在钱锺书看来都是“一叶障目”的成见。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以秦李斯石刻铭文（又收入李斯《上秦王书》）为首，后面收录的都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章。钱锺书后来的读书笔记里以及著作里都再也没提到过李兆洛这部书，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钱锺书对于《昭明文选》的态度。

我们不妨以清人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一里的话来作为一个对照：

初，稚农游金陵，昵一妓，欲挟之归。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观君谈论间，恨读书尚少耳，他日请相从也。”……假东湖僧舍以居，夜读《昭明文选》。一沙弥前曰：“秀才年不为少矣，乃尚读此‘兔园册’耶？”稚农益以为耻，发愤肆力于经史之学，遂为通儒。

“稚农”指的是《甲申传信录》作者钱士馨的字，这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浙江平湖县人。据说他韶华之年好冶游，后发愤治学。可见明清时的人已经把《文选》这样的书当作童蒙应试所用的“兔园册子”了。因此，开始藉以寻觅门径的初级选本，在后来不断奋进突破的过程中也许会失去价值。尤其是“文选学”在清代经阮元专门提倡，盛况一直不减，“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惟‘《选》学’与‘《红》学’耳”。钱锺书素来反感“朝市之显学”，因而也很少从正面提到《文选》一书。

《谈艺录》《管锥编》都曾经站在《东坡志林》的角度，“推崇魏晋之文章，而恨《文选》之未尽”，乃是“齐梁小儿不解事”。昭明太子不懂陶渊明《闲情赋》、王羲之《兰亭序》的好，是时代风气使然，后世讥诮其为“文人之腐者”、“笨伯”的大有人在。钱锺书不追风，反倒说几句公道话，他不满《文选》的是删略或漏掉另外许多佳作，虽收“书”体，却排斥所谓“直说不文”的“家书”，比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及北齐人写的《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等等。钱锺书译贺拉斯《诗艺》里的话：“石不能割而可以砺刀，不能诗者评诗，正复如此”，——在他心中不能文者评文、编“文选”，亦复如是。

《骈体文钞》所录文章，大多也是极为精彩的。但假如我们翻阅钱锺书后来的已刊著作，就会发现在他个人的阅读史里，早已摆脱了少年时代那部“兔园册子”在格局、视野上的影响，对于很多篇章持有异议。比如班固的《高祖泗水亭碑铭》，钱锺书熟读洪迈《容斋随笔》，晚年引用《三笔》卷九所指斥此篇是后来“好事者”伪作的判断。北魏温鹏举（子升）最有名的文章《寒陵山寺碑》，李兆洛选此篇的目的在于“其为唐初等慈、昭仁诸文嚆矢”。但后人所见，都是据《艺文类聚》卷七十七摘录。钱锺书指出《类聚》引文开首有“序曰”二字，铭词已略，且序文也好像经过了删节：

《朝野佥载》卷六记庾信论北方文章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正指此碑；据见存面目，已失本来，庾之特赏，只成过誉耳。

至于那些哀策诏书，一律不能引起钱锺书的兴趣，他对模仿“九锡文”一体的俳谐游戏之作倒是更关注一些。

东汉陈忠的《荐周兴疏》，谭献评语是“似未完”三个字。钱锺书对此心细眼明，《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三二”说：

按同卷忠《奏选尚书郎》实即此《疏》末节，不应重出。

不仅校正了严可均的错误，同时也等于是给少年时代的读物做了一个注脚。

还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三百十六则已引晚清学者赵桐孙《琴鹤山房遗稿》卷五《书文选后》这段话：

《文选》有赝作三：李陵《答苏武书》、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按之于史并不合。此《檄》年月地理皆多讹谬。以荀彧之名告江东将校，而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荀攸死于十九年，而《檄》中举群氐率服、张鲁还降、夏侯渊拜征西将军，皆二十年、二十一年时事。

《管锥编》里收入这则札记，补上一句“足补《选》学之遗”，已经是否认这篇文章的作者归属，由此不认可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了。阮瑀那篇也在李兆洛选目之列。

还有一篇题为“魏伯起为东魏檄梁文”，认为出自《魏书》撰者魏收手笔，李兆洛批注说：“此据《文苑英华》录《北史》慕容绍宗檄梁文，其词与此相出入”，《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就认为是魏收所撰。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卷五杜弼《檄梁文》，此文即其“后篇”（“前篇”又重见于《全后魏文》卷五十四，作者定为慕容绍宗）。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有一大段讨论，其中同意严可均的意见，认为作者就是杜弼，“前篇”收入到《魏书》，是经过魏收润色的；并认为“前篇”较“后篇”更佳胜。这段讨论在文句的艺术品鉴上非常细致，但是也许疏忽了时代背景的考察，曹道衡先生在《北朝文学六考》一文中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无论如何，至少钱锺书在此表达了对少年时深受影响的入门权威读本的某种质疑。

还有像卷十九收入的《与嵇茂齐书》，《文选》李善注根据干宝《晋纪》认为作者是吕安，李兆洛遵从此说。但《嵇绍集》分明说是赵至所撰，严可均持此说，钱锺书在札记和著作里每次提到此篇都以赵至为作者。

在十六岁这年同时从《骈体文钞》和《古文辞类篹》两书入手，自然使得出身常州的钱锺书并不单纯推崇骈文，对于阳湖与桐城两派能做较为客观的认知。例如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这篇骈文，固然文辞佳美，历来传颂，什么“珠角檀奇，山庭表德；仪范清冷，风神轩举”，“千秋万古，英灵在斯”，都是名句。但钱锺书不满其情感上不够真挚，放在庾信的别集里面看这些类似的作品，尤其发现很多问题，行文最忌讳的就是不贴合，骈文以连类丰赡为美，不贴合造成了事理上的牵强。他认为能够在墓志碑铭文章上有所改变，破除旧格式而“出奇变样”的，乃是韩愈，此后还有王安石和欧阳修，而姚鼐《古文辞类篹》对于这三家选录最多。

钱基博教训顽劣的长子之后，没过几年出版的著作里就有《〈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一书。这个小册子关于读这部古文选集的“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的三种读法，特别值得参考。然而子泉先生平生在国学教育中标榜《古文辞类篹》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完全服膺桐城派。从上文所述钱锺书的文章习作里掺入骈俪句式，反而得到父亲表扬，就可以见其立场了。他同时也并不特别赞许阳湖派。《潜庐自传》里说自己所撰书房楹联，写的就是：

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

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

这正如《容安馆札记》第七八七则所说的，“文无时古，亦无奇偶，唯其用之宜、言之当”，就足够了，又何必在意是不是“时文”，守不守“家法”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上联里所包含的那种读书上的通达态度，这是不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锺书呢。

作者：张治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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