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让王篇》　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是关于周朝的开国君主古公亶父的。周人始祖为传说中华夏农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后稷。后稷之子却不愿务农，直到其四世孙公刘才克绍箕裘，重操乃祖旧业，干得有声有色，《诗经》　为证:“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场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他率周人在渭原建立了豳国。又过了三百年，其间周人的处境再无大起色，直到公刘九世孙，也就是古公亶夫继位秉政，“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周人命运重又蒸蒸日上。然豳国外患严重，周边狄人屡犯，予取予求，亶夫委曲求全，总是尽量满足;却被狄人视为软弱可欺。终于有一天，“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怎么办?　亶夫的策略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惹不起但躲得起，决定率族人迁徙至岐山下之周原。但周人不干了，群情激奋，欲与狄人拼死一战。耆老遂见亶父，责之曰:“君不为社稷乎?”亶父正色答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耆老又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亶夫答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以上对话见于　《尚书大传·略说》。

亶父对周人异议的回答在　《史记》　和《让王篇》　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在司马迁笔下，古公亶父是这样回答的:“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也。”古代统治者家天下，总以为社稷宗庙乃为根本，不可动摇，更不可抛弃。不要社稷宗庙，等于接受亡国，万万不可。相反百姓为他们的社稷宗庙打仗牺牲，却是本分应当。这后面的哲学自然是，君为贵，民为轻，社稷次之。但古公亶父却真是相信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王存在的理由只是人民的福祉。

《让王篇》　描写的亶父坚持放弃祖宗经营数百年的土地宗庙的理由稍有不同，但更有人情味，更具哲学思辨性:“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　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前面几句话与上述　《史记》　所记载的回答精神基本一致，只是从人情上说。最后一句则是哲学的思考，“用养”，土地;“所养”，百姓。人命比什么都宝贵而重要，人命没商量。

君王之“王”应读去声，王者，往也，众所归往。古公亶父是真正的王者，他视民如伤，宁以社稷宗庙让，不伤一不辜，毅然决然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舒适家园、丰腴土地，“乃与私属遂去豳”，迁往荒芜的未知土地。“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唱的便是此事。周朝八百年天下，实肇始于此。

有其父必有其子。亶父为民让土地，其子泰伯为民让大位。大王亶父有三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此子从小就显示过人的仁德禀赋，亶父甚是喜欢，认为昌若能继承大统，百姓之福。但周的继承制是长子继承制，而非殷商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亶父之后，照理泰伯即位。泰伯看破父亲的心思，与仲雍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实质有意把继承权让与季历。大王薨，兄弟俩回国奔丧，季历请泰伯继位，泰伯又让，季历再请，泰伯三让，理由是，在吴越已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季历遂即太王亶父之位，从而最终文王得以成为周人的统治者。对此孔子由衷赞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当时周只是一诸侯国，谈不上有天下，也无天下可让，可夫子却说泰伯“以天下让”，是说泰伯不是纯粹为了当个无违父意的孝子，而是为天下而让。

此说是否有意拔高?　文王圣德足证其伯父当得起夫子之赞。孔子对文王同样有极高的评价“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殷纣荒淫，诸侯离心，惟文王马首是瞻。文王不论人心、地盘、实力都远过殷商;更何况他与殷纣还有过节:被无缘无故拘7年，并被迫吃下用他被害长子的肉做成的肉羹。但他却以德报怨，“率商之叛国以事商”。这一般人极难做到，故称圣德。但在只信权力逻辑和丛林原则的现代人眼里，文王大概不是愚忠，就是窝囊。

然文王忍受殷商对他极大的不公，拒绝权力的极大诱惑，既不是因为愚忠，更不是懦弱窝囊，而是与他乃祖一样，不忍百姓流血。孟子曾以成汤、文王为例，说明“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文王死，武王不葬而兴师伐商，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听。牧野一战，“血流漂杵”。“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夷、齐谴责，严于斧钺。晋儒范宁从夫子对文王的称道中看出有深意在:“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其微旨何处?　东坡一语道破:“以文王事殷为至德，则武王非至德明矣。”的确，比起乃祖乃父，武王不能不说德行有亏。太王、文王，端的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武王却只有在夺取天下之后，方“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文/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