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爆红的“诺贝尔哥”，我实在不忍心嘲笑。

或许，这将是中国的最后一批“民科”。如今的年轻人有了更实际的追求和更有趣的消遣，无意去论证超光速和“1十1”。民科们怀揣心爱的研究成果，日暮途穷，像欧·亨利小说中那片画在墙上的叶子，坚守着一个关于春天的谎言，迟迟不愿凋零。

那年我还是个物理系的本科生，有天做完实验，打算回宿舍打盘CS。看见楼下布告栏前站着一个大叔，四五十岁模样，微秃，拎一个人造革公文包。有几分儒雅，也有几分寒酸。

或许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大叔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笑眯眯地朝我走来:同学，吃饭了吗?

我愣住了。

你是物理系的吧?　他满面春风，不再关心我的吃饭问题:请问系主任办公室在哪里?

这个，我不太清楚。

大叔显然有点失望:那么，你们最有名的教授是哪位?

……你是?

哦，我是一名科学爱好者，想找专家探讨一下学术问题。

不知道。我大概明白遇到的是什么人了，打算要走。

同学同学，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从包里抖抖索索摸出几张纸，这是我的研究成果，同学你看，这个方程证明了超光速完全是可能的……

对不起，我挣脱了他的手，我还有事，先走了。

几年后，在研究生课堂又见到了他。他好像憔悴了一些，头发也愈加稀疏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桌上摆着水杯和笔记，像个来听课的领导。

课上到一半，不知是听不懂还是听不下去，他起身向任课老师发问:请问，您对黑洞辐射怎么看?

那是一门非线性光学课，老师有点哭笑不得:对不起，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

大叔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根据我的最新研究成果……ba1a1a说了三分钟。

老师不得不打断了他:不好意思，我们还在上课……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又开始ba1a1a。老师无奈:哪位同学帮我叫下保安。

他停止了演讲，我至今难忘他的表情——尴尬，愤怒，或许还有几分悲壮和肃穆。他的嘴唇翕动，终究没再说什么，迅速地理完东西，悻悻然走了。

几年后，我自己也当了老师，有了学校的邮箱，偶尔有幸收到一些群发的邮件。邮件的开头往往比较谦虚，表示要“请教”或是“商榷”，然后语气一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

“量子力学存在根本漏洞!”

“宇宙大爆炸原是惊人的骗局!”

“研究完毕，热力学第二定律被我用科学与哲学推翻!”

“十一维空间的最新研究成果!”

“颠覆爱因斯坦，光速可被超越!”

“新一代浮力永动机已经问世，体积缩小到1平方米，可源源不绝对外做功。不接受民间合作，部级以上干部可代表国家来联系，可无偿捐出。”

你可以在大学校园偶遇他们，也可能在广场见过他们的横幅，或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他们大多有备而来，假借提问的机会宣传自己的理论。我跟其中几位聊过，当然，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只能表示“太高深了”、“看不懂”，这会让他们感觉良好。我大致可以描绘出这些“民科”的群像:男，45岁以上，初中以下学历，衣着俭朴，有口音。他们熟读　《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为人生偶像，平时爱看　《走进科学》、《我爱发明》　等节目，以及　《世界博览》、《环球科学》　之类的科普杂志。他们最大的敌人是爱因斯坦，其次是霍金。他们大多清贫，却一心一意地要造福全人类。他们的英语不太好，从不看国外文献，不懂高等数学，也不屑于数学推导。他们擅长运用哲学或宗教理论，高瞻远瞩一劳永逸地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喜爱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又时时对帝国主义保持警惕　(剽窃中国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无限热爱传统文化，能从　《周易》　看出二进制，从八卦图看出黑洞，从　《黄帝内经》　看出反熵。他们的研究领域都是最前沿的，取得的成果全是颠覆性的。他们大多单打独斗，不屑与别的“民科”为伍。他们习惯于自比布

鲁诺和伽利略，把现实中的四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迫。他们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代大师，这种信念给窘迫的生活镀上了一层光辉。由于经常遭遇冷嘲热讽，面对质疑，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暴烈的反击，在他们看来，民众愚昧无知，学界刻意打压，知音屈指可数，质疑者全是傻瓜。他们渴望成名，渴望出人头地，却无法自省，也无力自拔。他们被自己深深感动着，有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和受迫害的悲壮感。他们时常感到苦闷和孤独，又觉得那是“做大事”必须付出的代价。

至于那位爆红的“诺贝尔哥”，我实在不忍心嘲笑，也不愿消费这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正如我始终对那位后排的大叔心存几分敬意——无论如何，他们的执着和热情，超过了大多数物理系学生。他们诞生于知识贫瘠的年代，经历过“UFO热”、“气功热”、“少年班热”、“国学热”乃至如今的“万众创新”。相比于廖凯原这样动辄一掷千金，换取“客座教授”名号的土豪级“民科”，大多数“民科”实在寒酸得可以，甚至要“卖肝卖肾”，才能拼凑起冲击诺奖的经费。他们基本是无害的　(对家人另说)，充其量只是用满腔的热情，点燃自己不得志的生命。

“民科”自有其生长的土壤。自“五四”始，赛先生来华百余年，黑色幽默轮番上演。解放初期，就有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潜心研究永动机，“以实际行动向人民谢罪”;三年困难时期，清华大学发明出“双蒸饭”，并在全国推广;“大跃进”中，著名科学家写下“亩产万斤”的雄文;八十年代，几万人在气功大师的指点下，头戴铝锅，接受来自宇宙的信号，以期天人合一。最高学府和顶尖学者尚且如此，何必计较一介“民科”呢。

其实，“民科”本无贬义。可悲的不是梦想，而是让梦想承担太多不切实际的内容。对于“诺贝尔哥”，最好的结局莫过于放下执念，让爱好归于爱好，生活归于生活。诺贝尔哥和诺贝尔奖，从此互不相扰，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或许，这将是中国的最后一批“民科”。如今的年轻人有了更实际的追求和更有趣的消遣，无意去论证超光速和“1+1”。“民科”们怀揣心爱的研究成果，日暮途穷，像欧·亨利小说中那片画在墙上的叶子，坚守着一个关于春天的谎言，迟迟不愿凋零。

文/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