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川岛　(章廷谦)　的信件，收录于1981年版　《鲁迅全集》　共有58封。其中1927年前的12封，1927年至1930年的46封。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鲁迅对川岛几乎无话不谈。他常常把心中最隐秘的东西，通过书信传递给川岛。比如说，鲁迅刚到广州时受到热“捧”，他对此很不以为然，便在1927年2月25日给川岛的信中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也就没有了。”另一个例子是鲁迅刚参加左联的活动时有一种预感:自己很可能又被人当作“梯子”去用。他在1930年3月27日写信对川岛说: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预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人物的臧否贬褒，有时仅仅是一时的感触，没有凝固下来，不是深思熟虑的定见。若是不看对象地与人说了，流传开去就很难收回;若是憋在心中又觉得不很舒坦，于是就会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说说。川岛就是鲁迅可以与之掏心窝子说心里话的人。1927年的“清党”之后，鲁迅对蔡元培曾有过明显的不满，诸如“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不大乐闻者也”，“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等等流露此类不满的话，就都是在给川岛的信中说的，“孑公”与“太史”说的都是蔡元培。几年之后，也是在鲁迅给川岛的信中，又有“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一说。川岛与蔡元培也是相识的，鲁迅会在给川岛的信中流露对蔡元培的不满情绪，当然相信川岛不会去拨弄是非;

几年之后鲁迅说“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时，他当然也记得先前曾与川岛说过的那些话，但他也知道川岛了解这其中的委曲，无须为此去作任何解释。对于孙伏园兄弟的不满，诸如“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诸如“对于　《贡献》，渺视者多”以及“嘤嘤书屋久不闻嘤嘤之声”等等，也都是在给川岛的信中说的。在鲁迅眼里，川岛是个可信赖的年轻人。

鲁迅一生最大的隐痛，莫过于与周作人关系的破裂。“兄弟反目”，刻骨铭心;兄弟的情愫仍然隐隐约约地留存心中，埋在心底，这才会有所谓的隐痛。1927年冬，《语丝》周刊与北新书局被奉系军阀查封，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在1927年11月7日给川岛的信中流露了这种“兄弟的情愫”。鲁迅说:“他之在北，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词，因我觉得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这是不便与人言的隐痛，鲁迅写信对川岛说了，日后连周建人在谈及鲁迅与周作人关系时，也引用了这一番对他也曾说过的话。

总之，鲁迅给川岛的诸多书信，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都是心里话。

鲁迅给川岛的书信另一个特点，就是多有戏谑与俏皮。川岛的夫人生小孩，鲁迅有时在信中称之为“出版”，有时又称之为“发表”，如此幽默，与他题辞“我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的格调正相一致。1929年7月21日，他在给川岛的信中说:“并蒙燕公不弃，赐以似爬似坐似蹲之玉照，不胜感谢，尚希转达，以罄下忱为荷。”此

“燕公”其实还是一个幼孩。1928年夏，鲁迅应川岛与许钦文之邀与许广平一起游过杭州，此后川岛也曾邀鲁迅再游杭州。1929年10月26日，鲁迅在给川岛信中说，双十节前后，他本想去杭州的，后来没有去，一是因为自己病了两天，二是因为许广平于九月

廿六日进了医院，他这样写道:

许现在已经复原了，因为虽然是病，然而是生理上的病，所以经过一月，一定复原。但当出院回寓时，已经增添了一人，所以势力非常膨胀，使我感到非常被迫压，现已逃在楼下看书了。此种豫兆，我以为你来上海时，必定看得出的，不料并不，可见川岛也终于不免有“木肤肤”(引者按:绍兴方言，“傻乎乎”的意思)　之处。

鲁迅就用这种方式告诉川岛他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已经“出版”、“发表”。这种语调的戏谑与俏皮，是建筑在亲密的关系之上的，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亲切感。

川岛当然懂得这一点。仅凭他完好无损地保留了那么多鲁迅的书信，也便可知他相当珍惜鲁迅对他的这一份情谊。

文/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