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

面临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规定了取得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10月1日15时，新中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7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时局发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的预想还要快。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定”的关头。一年时间里，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已经是四面楚歌；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遭受失败，在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5742倍。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面对新的形势，带着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要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与七届二中全会一起载入史册、成为党最可宝贵精神财富的，还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他在全会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既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体现出毛泽东对即将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忧思，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敏锐洞察和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邓小平、陈毅、张鼎丞等同志在一起。

与中国革命胜利形势同时并存的，还有大量不利和困难的因素。一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二是从国际环境看，新中国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这是形势严峻的一面。而最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中，确实也出现过一些令人忧心的混乱现象。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开篇指出：在解放城市过程中，“许多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许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的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

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无比欣喜和兴奋，也十分清醒和忧虑。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永不变色、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要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博大的为民情怀，这恰恰是“两个务必”提出的初衷。

——摘编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