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春燕开着私家车在上海各小区穿梭送药快满一月了，但她很难说清这种特殊的配送方式何时才会终结。

45岁的薛春燕是上海微医药品中心的工作人员，她曾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担任过十几年肿瘤科医生。平日里，她供职的微医药品中心主要在线上为部分肿瘤和慢性病患者提供药品服务，和不少患者常年保持着联系。

4月15日，当上海这座城市的医药物流因疫情停滞，上海市数字医学创新中心、微医联合瑞金医院等机构发起“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薛春燕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组建了“药品保供小组”。他们开着各自的私家车、穿上防护服，把涌入应急平台的订单悉数送到患者手中。

近两周，随着上海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逐步下降，食品保供渠道增多，许多人的食品需求得到改善。但在薛春燕这里，每天要配送的药品订单有增无减，肿瘤、糖尿病、高血压等重症慢病相关药品的需求依旧旺盛。

不过薛春燕认为，订单的增多很可能是因为医保结算渠道的打通——4月底，应急平台依托的上海微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在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开通了在线医保结算，在沪的医保参保人员在该通道就医买药都可走医保通道。

“大家也是通过各种途径慢慢摸索到这条通路，所以患者对药品配送的需求还在增加，我们可能会是这个城市里最晚停下来的一批保供人。”薛春燕说。

薛春燕在配送途中。 杨书源 摄

骤然关闭的药品通道

4月伊始，薛春燕工作的上海微医药品中心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几十个患者救助电话。咨询者大多语气急促，有些急迫的患者甚至直接在电话里呼救：“要断药了，医生救救我！”

有些求救电话是直接打到薛春燕手机上的。“这其实不是通常能够查询到的咨询电话，很多人是通过药监备案系统的公开信息联系到了我。”患者如此大费周折，薛春燕能体会他们的无助。这种感觉像是把她拉回当年坐诊时，肿瘤患者对她哭诉求救的场景。

平时上海微医药品中心主要为部分肿瘤和慢性病患者提供急需的药品服务。每个月大概都有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患者在从这里购买药品。一旦药品服务渠道中断，很多患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相同药源。

《处方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处方一般不得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一般不得超过3日用量。在上海，很多小区从3月中旬甚至是3月初就进入封控状态，即使是储备了最大药量的患者，4月初也可能面临断药危机。

彼时，由社区代替患者前往医院配药，是封控区解决断药问题的主要途径。李文杰是浦东一个老旧社区的配药志愿者，每天他都会收到居民在居委会登记的二三十张药品需求单，并前往附近社区医院替患者配药。

在李文杰眼中，每一次配药都是一场鏖战。治疗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药品需求最多，但这也是最难配、最抢手的药。“别的小区很聪明，他们会派四五个人一起取药，大家同时在不同窗口排队，大大缩短了配药时间。而我们小区只派我一个人，效率远不如他们。”李文杰常常看着排在他前面的志愿者，一点点把药房搬空，“拎着好多个大袋子，一拿就是四五百盒。”

“保心丸、胰岛素，我从来没配到过。”当轮到他时，需求单上的药物往往已经无法兑现。

医院当时储存的药品，在数量和种类上也一度很难满足患者的需求。闵行区茜昆路居委会干部顾营荣说：“有些处方药只有三甲医院才有，但是这些医院一周分配到我们小区的配药名额只有三四十个，而我们每周至少有一百人次需要配药。”对于小区内的一些特殊患者，如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及糖尿病患者，每次配到的药物只够使用一到两天。

随着封控时间拉长，大量的线上购药需求涌入上海微医药品中心。在微医的线上问诊系统中，平台上的医生们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能流转到药品中心，中心的不少药也有库存，但药品却无法送出——原本药品配送合作的物流，也因疫情封控停摆了。

此时薛春燕和同事们也都被封控在家中。药品中心不得不关闭了药品销售通道，以免下单后无法配送贻误患者病情。“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再次打通送药的通路。”薛春燕回忆。

补位物流，看不见的“送药小哥”

患者面临的缺药困境，其实是当时整个上海医疗系统都面临的挑战。

4月中上旬，上海很多三甲医院都在尽一切努力打通药品配送通路。据薛春燕了解，瑞金医院的药房一度积压了1万多单患者的药品订单，院内医生自己编成临时送药的小分队，用双腿、共享单车把一单单药传递到封控小区门口。

为解决患者的救命药问题，4月15日，包括瑞金医院、微医等在内的一批医疗、医药机构联合发起了“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重点保障重症慢病患者的问诊用药需求。为了把药品送到患者手中，平台着手组建由专业人员组成“药品保供小组”。

困在家中的薛春燕一直想去做那个在城市里送药的“跑腿人”，“现在最紧缺的不是药，而是把药品送出仓库的人，我看着整整齐齐的药品送不出去，心里憋得慌。药品中心很多人是学医出身，懂得自我防护，我们也是最了解哪些药品是真正救命药的人。”她立刻和自己所在社区、药品中心所在的园区以及食药监等相关部门的联络人反复争取——希望微医药品中心能早日复工。

等到所有通行证和复工手续获批后，留给薛春燕的准备时间只有不到1天，而她爱人此时已作为一线医生抽调去隔离病房了。薛春燕把要中考的大儿子在家中安顿好、把上幼儿园的小儿子送回金山区母亲家中。出发前，她随身带了一包西洋参片，预备泡水喝增强抵抗力。

为保证药品闭环配送，薛春燕还要求微医线下药房的两位年轻药师带着行李住进闭环管理的药房。说起这件事，她的眼圈红了，“她们都是从防范区拎着箱子出来的，但为了药品绝对安全交付，只能主动把自己封闭在药房里。”

志愿者魏安海也报名加入了这个药品配送小分队。魏安海所在的小区有7000多人。疫情之初，社区配药专员一下就收到了400多张老人托付的医保卡，但每天志愿者能从各个医疗机构拿回的药实在有限，有时同一个药名也有国产的和进口的好几种价格，志愿者需要来回和当事人反复沟通。

“如果能有渠道能让患者亲自下单，点对点送达，能解决很多问题。”魏安海当时想。

薛春燕解释，“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和大部分互联网医院及线上药品销售平台最大的不同在于，有药品保供小组作为运力保障，患者在该平台上复诊后开出的药单，基本上可实现“有库存就能运送到社区”。

当时也有政府部门对他们提出了期待。微医药品中心所在的杨浦区政府还组织应急平台和各个街道、社区直接对接，保障好社区内困难人群的用药需求。

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私家车

小分队从送药伊始，就对药品订单做了先后排序：若非急单，先行配送瑞金医院委托的单子。因为这些单子大部分是3月底4月初积攒下来的，这批患者也更接近断药危机。

集结成队的第一天，送药小分队立即分两队人马入住了徐汇和杨浦区的保供酒店——这是出于维持战斗力的考虑，万一送药途中一队人马不幸感染，也不会全军覆没。

一位上了年纪的志愿者开来自己的电瓶车，其他成员的交通工具都是私家车。为了一次放入更多药品，志愿者还会把车后排的靠椅也放平了放置药品，驾驶座前后距离被压缩到了尽可能小。

4月17日是送药小分队行动的第3天，记者和薛春燕约定，在杨浦区跟随她给各社区患者送药。碰面时，她正忙着给后备箱几十单药品排序。

顺序时常会变——小区地址不熟，她只能不断在智能地图上添加途经地址，由导航系统自动计算出最优路线。就在那天，她在找一条分岔的小路上找小区门牌号时，开过头了几十米，只好兜了一大圈重回目的地。她记得，她给宝山区一处疫情严重的社区送药，六七个小时仅送了17单。

薛春燕的车上有一个大水杯，每天出门前她会灌满水；车兜里放着两块巧克力，有时这就是一顿午饭；一瓶清凉油是为开车犯困时准备的；一支记号笔可以在配送地址不清楚时重新标记下。

行车间隙，薛春燕指着一单包含盐酸莫雷西嗪片的药品解释：“这是治疗心律失常的药品，患者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要先送。”每天，志愿者们会预留10个订单给病情最紧急的患者，这对于有医学背景的队员来说很容易甄别。

在小分队的努力下，瑞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药品配送运力也逐步得到恢复。不到3天时间，仅在上海徐汇、杨浦两个区内，就完成近千单重症、慢病患者的药品配送。待重点大医院的订单积压缓解后，小分队又转战配送应急平台上其他渠道涌入的单子。

无论配送任务有多紧急，薛春燕一直和队员们坚持“无接触配送”原则。

出发前一晚，薛春燕转给过记者一张要求全体队员遵守的安全须知，其中提到“把所有空气流，想象成已经被病毒污染；把所有接触对象想象成感染者”。她说，这些说法看似绝对，其实是为了让队员能随时保持对病毒的警惕。

队员们常常会在佩戴的N95口罩外加一层随时替换的医用外科口罩，以此延长N95口罩的使用周期。“其实我们不是缺N95口罩，后方都为我们准备好了防疫物品，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开车去领取，可大家都忙着给要断药的患者送药救命，谁也不忍心浪费几个小时去领物资。”薛春燕解释。

送药途中，抵达某小区后，记者刚准备下车，就被薛春燕拦住，原因是她发现有骑手在小区门口送货；待骑手走后，薛春燕才会下车，传递药品前，她又给药品外包装喷洒一遍酒精。为加快配送速度，个子不高的薛春燕总是一下车就开始小跑。

志愿者在小区门口给药品做最后的消杀。杨书源 摄

因为这种“不碰面”的配送方式，很多患者甚至误把他们认为是快递小哥，想线上支付快递费。当听说不需要收费时，患者都觉得意外，甚至发问“你们不是外卖小哥吗？为什么不收钱？”

比送药更重要的是“救心”

4月底的一天，薛春燕刚开始配送不久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细小而急促的女声，她说自己需要烫伤用药磺胺嘧啶银。

“现在我们也没有库存了，但是你放心我们去想办法去进这种药，我们会帮你的，我给你一个我们平台的电话。”薛春燕回复她。

这是薛春燕回复求药电话的常用措辞。这段时间，薛春燕不愿拒绝任何患者。她理解，有时接通的电话就是他们能抓住的救命稻草。2020年初，薛春燕和同事们就做过微医线上义诊的志愿者。当时大量无法去医院就医的患者诉求汇集到了微医“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上。薛春燕那时就发现：很多患者来求助，并不是因为疾病真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而是他们无法按照原有路径就医，从而产生了焦虑。

薛春燕记得，有一位刚动完手术的肿瘤患者在线上求助，担心他的伤口拆线问题。“拆线晚几天其实影响不大，但如果一个患者封控在家就会无限放大这些苦难。”做过十几年肿瘤科医生，薛春燕太了解，比药品更重要的，是医生的一句判断。

这几天，薛春燕接到一位癌症患者女儿打来的求助电话。这位患者近日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在等待转运的过程中又发烧了，“该不该给我父亲用药物退烧？这些药和治疗肿瘤的药物冲突吗？他为什么会发烧？”患者女儿向薛春燕连续发问。薛春艳冷静地告诉她：“就是按照普通人发烧来处理，该吃退烧药就吃，这个和抗肿瘤的药物不冲突。”

“你可以感受到她来向你求助时，情绪是失控的，我要做的就是要用医生的思维和判断告诉她，你父亲没事。”薛春燕说。

志愿者在清点药品数量，按照送药路线给药品排序。 杨书源 摄

还有一位癌症患者按时间来算需进入下一疗程化疗，但自己却发烧了，她向薛春燕求助，希望能立即住院准备化疗。薛春燕建议她先呆在家，一方面等核酸检测结果，另一方面可尝试物理降温。为让她宽心，薛春燕又说：“等到烧退了，就算是我自己来，也会把你送到医院。”

“现在特殊情况下，医疗渠道不如以往通畅了，我们在送药时也要激发患者的能动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救，而不是被动等待救助，持续陷入焦虑。”薛春燕说，有一些药物对一些患者来说只是辅助治疗的手段，断药几日不会危及生命，但如果患者整日陷于对病情的恐惧中，对身体的影响其实更严重。

新的转机

薛春燕和志愿者同事们在配送过程中慢慢发现，同一个社区的患者有时前后下单时间相差不过几个小时，志愿者却只能按照接单顺序一趟趟跑同一个社区。

药品流通渠道特殊，必须是每位患者自己单独线上问诊下单。但如果这些患者的药品能集合起来一次性配送，配送效率会高很多。这需要每个社区能有一个像团购团长一样的集单人，承担小区内“最后100米”的传递。

“你想想，原本我救一个人的时间，现在可以一次性救10个甚至20个人，是不是效率高多了？”薛春燕在自己朋友圈里一口气转发了好几次社区志愿者招募信息——4月16日“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上发布公告，招募社区内承担这一使命的志愿者。

截至5月5日，平台已经累计有1528位志愿者加入了这场保医供药的接力。李佳是最早报名的一批人。

小区封闭管理初期，他发现楼栋里有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甚至会因为病情不重而不好意思让社区志愿者配药，平台个人下单会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李佳所在社区的志愿者还专门组建了一个线上配药教学群，群里有近400位老人参与。渐渐地，志愿者们发现老人使用平台买药的能力远超预期。

但是应急平台下单买药的路径在早期也并非畅通无阻的。特别是对于医保用户，虽然应急平台依托瑞金医院能够为他们提供在线复诊等服务，但药品都需要自费，即使是划入医保的药品也无法用医保支付。

相关部门紧急开启“绿色通道”，4月27日，上海微医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医保支付开通，打消了不少居民“有药配送，但不舍得自己掏钱”的顾虑。当天杨浦区延吉五村的志愿者陈锡峰帮助邻居潘阿婆在线上完成了线上医保支付的第一单。

截至5月7日，平台累计服务量超110万人次，累计提供诊疗服务约10万人次，尤其是为慢病重症患者提供了超4300多人次的复诊购药及上门配送服务。

“每一单线上问诊、药品配送的背后，其实是这个城市为保障市民就医用药完成的一场空中接力。”应急平台负责人表示，正是在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医保局的支持下，在徐汇区、杨浦区相关职能部门的推动下，应急平台才能实现全方位的资源整合。

4月底以来，顾营荣社区的配药志愿者的配药压力也减轻了不少，每周的配药任务量从100多单下降到了六七十单：一方面社区从封控区降级为了防范区，居民外出就医配药流程简单了很多，另一方面除了微医平台以外，1药网、健康云、美团等线上购药平台的药品下单后的配送周期也在缩短。

但现在，药品保供小组的配送任务更加重了——随着应急平台打通医保，通过平台复诊买药的订单量也在稳步上升。

5月1日，药品保供小组接到了应急平台的另一个任务——捐赠一批防疫药品到各个方舱医院及一线防疫医疗机构。志愿者联系到徐汇区的十几家方舱医院时，发现其中3家医院因为患者陆续痊愈出院，方舱很快也要撤销，不再需要这些药品了。

这是薛春燕在疫情发生以后，第一次因为“不被需要”而感到内心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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