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20年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后还要继续实现社会现代化。在今年的庚子春节前夕,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现在中央迅速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国预防医学界也针对疫情快速应对、科学探索,目前已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战胜疫情提供医学理论依据,还有多支军队医学机构作出快速反应进入疫区,为彻底消除疫情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恢复部分地区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出现的短暂社会失序,仍要做出努力。我们认为,此次疫情的发生及其应对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中国社会建立现代化治理体制机制的良好契机。当前在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强化社会动员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政策框架。
西方现代化理论建构了解释传统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学理上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指各国社会结构从“前现代”或“传统”文明向“现代”的进步和转型。“现代化理论”认为应在社会领域内解释现代化进程,要重视社会变革过程及对社会变革的应对,接受更多现代实践经验,而新的大数据技术发展以及对加快交通运输方式发展的要求,对社会变革要求更加迫切,而且都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都直接推动了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治理可能依靠的是“抽象原则”,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质的重要性在下降。总而言之,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它将推动传统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物质生产与提供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大国实现社会转型打下了基础。中国本土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农业向工业转变过程中,时代、经济、社会、文明的转型带来深刻变化。后一个阶段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呈现了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特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安全基础。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估算,全国多数地区有可能在2020年前完成第一阶段现代化,大约达到1960年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进入初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2015-2035年,中国第二阶段现代化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表1显示,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短期内仍难以很快消除。例如事关中华民族福祉的社会发展指标:平均预期寿命低于美国3.4岁、婴儿死亡率高于美国4.7个千分点,而要达到美国的先进水平,除了在医疗保障投入方面还要加大,在社会政策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也要有所借鉴。2003年的SARS事件和这次新冠状病毒事件都起因于农贸市场,一方面农贸市场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地区传统饮食文化中不文明的习惯在这种农贸市场中存在,已成为疫情发生的根源之一,因此既凸显了治理任务之繁重,又显示了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任重道远。由于上述现代化理论更注重物质生产与提供能力,实际上忽略了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建设进步与社会政策脱节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物质基础的进步将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其中包括社会传统、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观念都将发生根本变化,而中国正是处于这种建设需求十分重要的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
首先,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已经具备强大前提。中国曾长期处于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业社会,“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 这样的社会发展状况,经过了新中国70年的建设得到根本改观,社会组织化程度得到极大提升,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打下了基础。其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完成了由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民族的心理状态也在发生积极改变。据《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2017-2018)》披露,来自中国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上略高于美国,而且对未来预期的自信、乐观情绪方面远远超过美国受访者,其中57.7% 的中国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超越美国有信心,还对自己的中国国民身份相当显著认同,国民自豪感打分均值高达4.25,而美国受访者该指标则为3.87。 三是未来中国仍必须在实现社会现代化方面下更大力气。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化的目的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提高,使社会成员逐步平等,使个人逐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才能,社会现代化过程应是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本民族文化价值需要的发展过程。社会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不是用经济指标能够代替衡量的。
融中华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于一体、实现社会现代化,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保护和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是题中应有之意。一是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任何社会现代化转型如果丢失传统文明,将注定没有出路。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讲求“历史与当下的和合、地域与血缘的和合”。在推动民族优秀传统实现现代化同时,继续保持固有历史意蕴,既对接现代化文化,又与之保持适当距离;既保留乡野气息又不乏现代化性格,是传承和发扬光大民族传统的根本前提。 二是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西方现代化的几百年历程,在社会法制、医疗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成就,也有教训值得借鉴。而新中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不乏《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然而有关法规条文如何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如何提升执法质量,则面临社会问题的拷问,此次新冠状病毒事件的爆发就是例证。第三,要强化社会动员能力和体制机制建设。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必须抓住这个根本和关键,一要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创新社会组织治理,提高社会组织能力。二要实施“网格化+”行动计划,拓宽社会参与平台,把社会力量引入社会服务与城市管理信息化网络。
(本文受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美国财税改革对美在华高科技企业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GJ003)资助。)
作者: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
编辑: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