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后，美国频频利用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肆无忌惮地在全球收割财富、转嫁危机。这从根本上验证了美国的逐利政治体制，正如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

美债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国际金融协会5月17日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债务规模已达30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国家债务规模居全球首位，达到31.4万亿美元。今年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展开多轮恶斗后，拜登于6月签署法案暂停美国债务限额，这意味着直至2025年1月美国举债将无上限约束。该法案生效次日，美国政府借款就增加了近4000亿美元；仅不到一个月时间，美国政府债务历史上首次突破32万亿美元。

由于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民众收入日益下降，为赢得选票，美国政客在游说活动中极力迎合选民诉求，承诺扩大福利，两党候选人均陷入举债买政绩的恶性循环。《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不断膨胀的债务是两党共同选择的结果。粗略测算，共和党人小布什、特朗普在任期间，债务共增加12.7万亿美元；民主党人奥巴马、拜登在任期间，债务共增加13万亿美元。根据摩根士丹利6月30日公布的数据，如果美国财政部需要向所有债权人支付全部利息款项，此后数周内，美国财政部可能需要发行高达1.7万亿美元的新国债，才能平衡支出、偿还债务款项。

美国的债务现状使得市场不断上调今年的美联储政策利率预期水平，这表明美国政府和企业更难以获得低成本资金，同时美联储帮助美国政府融资的能力减弱，美国财政部一直以来的“寅支卯粮”支付政府开支的做法将“无米下锅”。

自2021年4月，美国通货膨胀水平一路高企，至2022年6月攀升至9.1%，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高。为稳通胀、保就业，美联储快速大幅加息，同时通过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市场使负债“体外循环”，转嫁风险。事实上，美国政府面对巨额债务，无力且不愿真正偿还，其应对方法就是割其他国家的“韭菜”，就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半个多世纪前对美元霸权的洞见：“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多轮加息对外转嫁风险

全球尤其是美欧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信贷增长、银行杠杆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等各项金融指标，均呈现出明显的共振，致使金融活动在中长期的时间轴上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而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成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

自2022年3月进入最新一轮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已做出10次加息决定，累计加息幅度高达500个基点，为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时刻”以来最大幅度的集中加息，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动荡，致使2022年全球股票下跌约20%，债券跌幅达两位数，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减少，银行信贷标准普遍收紧，呈现出全球金融周期下行期的典型特征。2022年，美国金融条件收紧的程度和速度仅次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背后原因是美联储“大放大收”的货币政策。近14个月的“陡峭”加息幅度，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损人”，且“不利己”。

多轮加息导致硅谷银行倒闭，美国银行业承压。2020年，美国大举量化宽松，大量美元涌入资本市场，硅谷银行由于资产规模迅速扩张，大量买入看似“稳定”的美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然而，随着美联储开始不计后果地激进加息，债券价格雪崩，摧毁投资收益，初创企业遭遇“钱荒”加速存款流失，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瞬间失衡，不得不试图打折出售一批资产以补充现金流。此般行为又进一步引发了投资者对于硅谷银行流动性充裕的质疑，超过上千亿美元的挤兑风潮最终导致了硅谷银行关门。最终，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合宣布，将出资为硅谷银行储户兜底。

面对美国激进的加息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已难逃经济衰退的命运。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米·西格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美联储极度提高利率犯下了其一百多年历史中“最大的政策错误之一”，并将“摧毁（美国）经济”。

多轮加息在全球激起被动加息潮。美联储加息持续造成外溢效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直至今年6月，欧元区、英国、瑞士及挪威的央行仍在相继提高基准利率，表明欧洲多国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如英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央行被动多轮加息，结束了全球十余年的低利率时代。

美国将全球经济市场视为其金融“泄洪区”。一方面，利用美元的强势金融地位，强行将经济衰退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出台国内补贴政策，吸引企业向美国转移产能、增加投资。因此而产生的滞胀困局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在欧美通胀和资本外流的高压力下，新兴市场被迫跟进加息，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债务危机风险持续攀升。据统计，中等收入国家偿债负担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肆意举债重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加息推倒多米诺骨牌，经过全球经济链条的层层传导，最终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遭遇重创。

美国通过三种机制裹挟其他国家以维系美元的强势垄断地位。一是通过美元与石油挂钩机制，确保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固地位。二是利用“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使主要贸易国家为了维持国内美元储备价值和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本币贬值趋势，被迫将美元收入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等形式借给美国，进而维系美元币值的稳定或强势地位。三是以“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引导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转嫁风险。美国对外长短期债务的大约80%为本币计价，也就是说，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印刷本币——美元的方式来偿还外债。

美国的货币霸权使其一方面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方式抵赖债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利率或汇率变动等存量调整方式引导国际资本流向，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如果其他经济体情况相较美国更差，则美国经济在短期震荡之后，仍可占得复苏先机。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剧烈。许多经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仍存在对外部融资依赖较高的问题，在美元频繁加息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偿债压力骤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超过1/4的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债务违约或债券价格大跌的困境，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危机。为应对资本流出、本币贬值、外债偿还压力等问题，相关国家的央行被迫跟进加息，致使外部融资环境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预估，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世界银行也警告称，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曾经被誉为非洲发展典范的加纳继斯里兰卡之后宣布暂停支付债务，阿根廷在破产边缘徘徊，土耳其面临贸易赤字严重超标，埃及、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十余个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债务泥潭中挣扎。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其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对世界具有重要外溢效应，理应负起大国的责任。但相反的是，美国把美元霸权转用为输出转移经济阵痛的超级特权，让全世界为美国经济刺激措施埋单。在霸权逻辑的护持下，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性质，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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