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庆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长。2018年9月28日上午8时9分,年仅54岁的他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
一个秘密被他隐藏了四年。
四年来,他一天审查案件最多达几十件,每周接待至少10个案件的当事人。
四年来,他从不在单位餐厅吃饭,每天中午奔波8公里回家,下午准时上班,风雨无阻。
多年来,他大把吃药,日渐消瘦,但办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没有一个当事人反映他办案不公。
直到2018年9月28日上午8时9分,年仅54岁的他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
他是李庆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长。
保守了四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噩耗传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前一段时间还见他开庭。”
“原来这么重的病,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朝夕相处的同事、远在大山里的乡亲、昔日的同窗,还有对他念念不忘的案件当事人……痛惜声不绝于耳,在涟涟泪水中,人们发现,这位默默无闻的普通法官,原来早已在大家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
四年坚持,他对别人只有微笑
2018年9月1日,周六,晚6时30分,省高级人民法院签到机上留下他的影像,这与他平时离开的时间差不多。然而,这成了李庆军最后一次下班。
9月2日一大早,审判团队成员任方方收到李庆军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时间。禹州电缆案,6号以后联系当事人让双方再谈一次,调不成还按原定方案办。卷在柜子上。”任方方没想到,这条短信竟成为李庆军给她的最后留言。
当天是李庆军做换肾手术的日子。上午躺在病床上,他一边做术前检查和透析,一边接连给同事打了13个电话,事无巨细地安排交接工作。
医生看得直摇头:“你这哪像个要做大手术的人?”
下了手术台他也不闲着,从重症监护室转到特护病房不久,他就通过电话为那些向他求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手术后的第26天,因病情恶化,李庆军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丈夫去世后,妻子马凤实从他的办公室找到了19本日记。日记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片段,大部分都是每天的工作,一页又一页,记了整整11年▼
2013年10月18日:“周五,案件流水般一件件、一批批报来,这一周共批近60件案件,好像是最忙的审查周。”
2014年10月17日:“周五,下午批出15件案件,把桌上堆积的案件批完,加班到7:30。”
2016年5月14日:“周六,中雨,下午到单位,批了30多件案,6时回家。”
……
人们不知道,其实,早在2014年,李庆军就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没有把病情告诉领导和同事,为了不耽误工作,连输液他都要求放在晚上。医生多次交代他要好好休息,他都照常到单位上班。
李庆军并非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活着要有活着的质量,我不想让亲人为我的身体担忧,给他人带来精神压力,我尽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装得若无其事,这有点自欺欺人。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样享受美好的生活。”
李庆军的腹部常年插着一根硅胶“腹透管”,那是尿毒症患者做腹膜透析用的。
他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式: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每周要到医院3至4次,每次大约4个小时。“太影响上班了,不行不行!”李庆军选择了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对环境、饮食、时间都有严格要求。一天做四到五次,每次要先洗手,戴口罩,房间里每天两次紫外线消毒。一袋透析液重2公斤,通过“腹透管”将透析液灌入和排出腹腔,来清除机体代谢物和多余的水分。
在他的卧室,成箱的透析液几乎堆满一面墙,床边有两个特殊的“床头柜”,一个小冰箱保存针剂;一个台式培养箱用来加热透析液,旁边架着紫外线消毒灯。
无论前一天多晚休息,每天早上他都6点起床,开庭的日子起得更早。腹痛腹胀、乏力怕冷、恶心甚至呕吐,透析反应让他常常吃不下饭就赶去上班。
整理遗物时,拉开他办公室的抽屉,马凤实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抽屉药品,一抽屉饼干。饼干是他带到单位没来得及吃的早餐……
K180次列车上每月总会出现一位特别的乘客,他提着装有透析液和透析装置的箱子,步履匆匆。在车上治疗时,面对好奇的询问,他淡淡一笑:“没啥,做个小透析。”
开始透析后,李庆军要定期去北京做检查。为节约时间,他专挑夜里10点多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去医院,下午就急忙往回赶。下了火车,直奔省高院,把当天落下的工作补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妻子劝他歇歇,他总说:“现在法院案件多,大家手里都有一堆活儿,我少干了,别人就得帮我干。”他也不愿把生病的事告诉亲朋好友,怕大家为他担忧。马凤实只好一边心疼得掉泪,一边帮他保守秘密。
同事们只知道他身体不好,每次问他,他都笑笑说:“老毛病了,没事。”甚至连兄弟姐妹和对门儿邻居也不清楚他的病情。无论多难受,他给周围的人永远都是温和的笑脸,从未叫过一声苦。
他的隐忍和坚强只有日记本知道。
立案二庭庭长卜发忠至今还在自责:“庆军请假时说要做个小手术,半个月后就来上班。后来,因为要办续假手续,从他家属那里看到诊断证明书,我才知道他平时是忍着多么大的病痛在工作。”
说起这些,省高院退休法官张古淮老泪纵横,陷入深深的痛苦,“不知道他这么拼命啊,我这当‘师傅’的什么也没帮上他。”
在他生命的最后8个月,李庆军审判团队共结案360件,占全庭总结案量的三分之一,仅他个人就结案121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
身为法官,他最看重的是公正
作为李庆军一入职就搭档的同事,张古淮深深理解他的选择。“当了20多年法官,他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早已融入血液、融入灵魂,工作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只有办好每一个案件,他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
共同生活了28年,妻子马凤实更了解丈夫,“他太热爱法官这个职业了,他常说,‘我一个农家子弟,能从山里出来上大学,当上省高院的法官,多光荣多幸运啊!’”
▲李庆军生前手抄党章
1986年,李庆军从河南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工作。1989年他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他考入河南省高院,从书记员干起,历任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判监督庭副调研员、审判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立案二庭副庭长,并于199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管是棘手案件还是紧急任务,他召之即来,任劳任怨,从无二话,是大家最喜欢的办案搭档。
“老李常说,法院是说理的地儿,大家做这份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不能给党抹黑,不能给法院抹黑!”法官于保林对他的话记忆犹新。
办案难免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李庆军总是先端上一杯热水,认真倾听,耐心解释,很多案件被他调解得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对法官助理王卫霞说:“一些老百姓不懂法,理解有偏差很正常,但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用法律思维看问题,避免扩大矛盾。”
2010年的一天,李庆军到永城面见一位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雷某。为了打开对方的心结,李庆军与他长谈到深夜十二点,最后,曾扬言要拉着植物人儿子上访的雷某主动撤回案件申请。而李庆军返回郑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认识他的人都说,老李脾气特别温和,就没见他高声说过话。其实,好脾气李庆军也有固执的一面。遇到棘手的案件,他总是对团队成员说:“底线绝不能突破,对法律要有敬畏之心。大家只管依法办案,谁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2004年,家住南阳市宛城区的周光华因土地和房屋使用权与一家企业打官司,每到执行阶段,对方都提出新的异议阻挠案件执行。案件到了李庆军案头,周光华担心之前她胜诉的结果会被推翻:“对方有钱有关系,我连个律师都没有。”李庆军在听证会上的话让她吃了定心丸:“不管什么案子,都得按法按理来办!”
不久,周光华收到了维持原判、自己胜诉的裁定书,案件得到顺利执行。
许多年过去了,她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遇到了一位好法官!”
听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老人痛哭失声,一定要来郑州看看。
10月13日,年逾古稀的周光华带着一篮土鸡蛋,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李庆军家。
桌上的遗像一下子映入她的眼帘!是他,就是他!还是那憨厚朴实的模样,可是,却再也听不到他热情地招呼让座。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遗像,泪眼婆娑:“孩子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鸡蛋大娘多想让你尝尝啊!”
从山里娃成长为一名人民法官,李庆军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越是扛着麻袋、大包小包来开庭的当事人,越要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力,一个标的额再小的案件,对普通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案件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李庆军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从事再审审查工作及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合同纠纷案件一审、二审裁判,这类案件在民事审判中最为复杂、繁琐。
他业务精湛,早在2001年就获得了“全国法院优秀民商事裁判文书”三等奖,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价为“针对性强,逻辑严谨,言之有据,判决结果具有说服力。体现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和地位,避免了法官凭主观之嫌,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2017年的法官入额考试中,李庆军的民事专业考试成绩在全院排第四名。审监庭副庭长林秀敏回忆说:“庆军提审的案件都非常到位、专业,抓问题非常准,与我们的改判意见也基本一致。”
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官职业的热爱让李庆军有着强烈的职业尊荣感,一路走来的不易也让他倍加珍惜身上的法袍。
2017年11月8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把关要把严,不同审级有不同审级的职责、任务,办好案,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在省高院开展的“亲情寄语”活动中,妻子给李庆军写了八个字:“廉洁办案,平安一生。”对此,他在日记中专门写下感言:“平安一生,是家人最高的希望,也是最低的要求。做到了廉洁办案,才能平安一生,要想得到一生平安,也就不能有私心,生贪念,以案件做交易,拿公正换利益。夫人的期望很朴实,很简单,没有说教,没有作秀,也没有大道理。其实个人、家庭能过上安宁、踏实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淡泊名利,他用真诚对待每个人
济源市邵原镇北李凹村是李庆军的家乡。这是一个太行与王屋之间的小山村,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1964年4月,李庆军出生在这大山深处的贫苦农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父亲早年因车祸落下残疾,几乎是母亲一人扛起了家庭重担。
生活的艰辛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巍巍太行养育了他淳朴宽厚的胸怀。学习上他异常刻苦,一放假就上山采草药补贴家用,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印象中,少年时的李庆军总是憨憨地笑着,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卢有枝是李庆军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老乡。“当年物价低,食堂一份鱼2毛钱,大学四年他从没舍得吃过。”卢有枝见他整天馒头加咸菜,就把节省下来的饭票给他,他坚决不要:“家里日子都不好过,我能撑过去。”
2016年秋天,李庆军去北京看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他困在路边,拦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伞,痛风发作,湿冷的裤子贴在腿上,每挪一步都钻心地疼。
独立异乡街头,病痛折磨让这个素来坚强的汉子快要支撑不住。他颤抖着手拨通了卢有枝的电话:“老同学,我一个大男人疼得想坐在地上哭……”
回忆这一幕,卢有枝泣不成声:“那是唯一一次听他诉苦,我埋怨他不向北京的同学求助。他却说:‘麻烦别人干啥呢,我这一辈子最不喜欢做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给你打个电话,转移下注意力,就不恁疼了。’”
在单位,同事们给李庆军总结为“三不伸手”:不向领导伸手,不向当事人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李庆军,却从不怕别人给他“找麻烦”。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三天,他还处在高危监护期,小妹凤莲隔着玻璃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接电话,急得直跺脚。
“哥,医生不让接电话,你有多大的事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
“没事儿,是咱村的战胜,凡是打电话的都是遇到了困难,我不就懂点法吗,能帮就帮一把。”
他是家乡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去,乡亲们都围着他咨询个不停。团圆饭热了又凉,他还在跟乡亲们说话。
妹妹埋怨,他抱歉地笑笑:“乡亲们问我事儿是信任咱,合法的靠法律维权,不合法的就给人家讲明白,别把有理的事情用过激的手段变成没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庆军不抽烟不喝酒,一年到头穿着法官制服,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却很慷慨。
在日记本里,马凤实发现了一张汇款单,上面显示2008年5月15日,李庆军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元。那年汶川地震,在单位集体捐款后,他又悄悄去银行捐了钱。
每年回老家,他都借口给孩子压岁钱接济困难村民。别人来咨询案件,他总是说:“案子上的事儿我不能打招呼,法院会秉公处理,生活上有啥困难,跟我说。”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巩义市法院法官王雪玲悲痛万分。
“基层法院经常去省高院汇报案件,李庭长再忙都会把手头工作先放下,为我们分析解答。到了饭点儿,想请他出去吃碗烩面,他总是推辞。仅有的两回,还是他抢着埋单。他说:‘你们大老远跑来,应该我请。’”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推不躲;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他却往后缩。单位要给他记功授奖时,他总是婉拒:“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
10月11日,省高院党组决定为李庆军追记个人一等功。而这一次,他再也无法谦让。
阳台上,一把旧躺椅静静地放着,坐垫破了个大口子,露出海绵。这是李庆军生前在家里最喜欢待的地方。
“父亲经常躺在那把椅子上,戴着老花镜,看书或研究案卷,有时候还喊我一起讨论法律问题。”受父亲影响,儿子李然也选择了法律专业。
每当这时,马凤实一边做着家务,一边看着爷俩认真的样子,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家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走进卧室,妻子恍惚看见他依在床头做透析;来到阳台,仿佛又看到他在那儿苦思冥想……
妹妹在微信上诉说着对哥哥的思念:“夜深了,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我一次次努力地想要记起哥哥的音容,你用单薄的身躯担起山一样的责任,为亲人们撑起一片天,可是当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无能为力。如果有来生,让我来为你遮风挡雨……”
他离世的消息至今瞒着近八十岁的双亲。在大山深处的故乡,为迎接他假期归来,老母亲买的柿子放坏了也没舍得扔,还有他爱吃的小麻花。两位老人每天都在念叨着盼望着:“儿子咋不接电话哩?儿子说要接俺们去城里住,他出差啥时候才能回来?”
在省高院立案二庭的办公室里,同事们每次经过时都忍不住望一眼那张桌子,桌上厚厚的案卷仿佛在等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来源:河南日报
编辑:施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