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拍《村戏》，郑大圣花了三年时间。他带着剧组近150个人住进了太行山腹地，那里极偏僻，曾是八路军129师的抗战游击区。他说，一部电影该怎么拍就怎么拍。“这是一个把故事本自具足的讲述方式寻找出来的过程。”电影《村戏》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入围4项提名，获得最佳摄影奖，在第54届台北电影金马奖中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在第21届塔林国际电影节中入围主竞赛。2018年3月17日，《村戏》通过“大象点映”在全国100多个城市放映。上映一周以来，以几近零差评的反馈，获得最新公布的豆瓣口碑榜第一名。

1.“电影以它应有的方式被拍摄。”

花生壳哗哗地响着。一双剥花生的手比那卸下来的硬壳还糙，甲沟里满是黑灰。一抬头，脸上嵌着一对公牛似的眼睛。

这是村里人见人怕的“奎疯子”。只有18岁的小芬不怕他，疯子见了她，眼神能软下来。

“小芬是我们都希望有，但自己又当不了的一个角色。”郑大圣说，这个女孩并没有救赎的能量，她存在的原因非常朴素。“造物使然，一物降一物。我们从小在不同的街区看到过不同的疯子，有的疯子谁都不敢招惹他，但不知何解，一定有一个人镇得住他，能让他听话。”

《村戏》里，奎疯子每次打人都有同一个原因，保护九亩半田地里的花生。那是1982年，土地承包政策就要降临这个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小村庄。也就在这个时候，老戏又可以唱了。而这些吵吵嚷嚷的变化进不了疯子的心，他只盯死“九亩半”花生田。疯子十年前担任民兵连长，负责看守公社的花生。那年夏天，他驱赶偷花生的孩子时，误伤自己的女儿彩云。花生卡住了孩子的气管，小姑娘死了。那是一场悲剧的意外，后来阴差阳错地被包装成“大义灭亲”的故事，在饥饿的年代为村里争来了救命粮。

这段故事改编自贾大山的系列小说《梦庄记事》。三年前郑大圣读了小说，睡不着觉了，“我就一定要把它拍出来，怎么都得拍出来。”他说自己看片子更在乎的是它的居心，一部电影起心动念的是什么，完成之后和原始心意差多少。作品轨迹本身的变化令他在意。《村戏》是他拍电影以来“最正常”的一部。“意思就是电影以它应有的方式被拍摄。”——郑大圣这样解释“正常”的含义。

2.“该种地就种地，该等就得等。”

为了拍戏，郑大圣差点儿把奎疯子的扮演者李志兵派进石家庄精神病院住上一阵子。

李志兵精瘦，浓眉大眼。冬天太行山地冷得透脚心，他腌臜着头发，穿着破棉袄跑遍了整个村庄。他说表演不是演，要让自己变成角色。怎么变成一个疯子呢？或许是心诚，上天派给他一个真疯子。那天他在路上，疯子就蹲在墙边，像在等着他。

李志兵和真疯子交了朋友，疯子有时陪着剧组拍戏。李志兵给他递烟，俩人蹲在太阳底下聊天，剧团的师兄弟们担心李志兵别是真疯了。郑大圣也问他：“志兵啊，你俩玩得怎么样？”李志兵立马摇头。“哎呀，比不上比不上！人家毕竟是真的！毕竟是真的！”

为了还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方农村，郑大圣把河北省搜了个遍。他要找一个民间剧团，在他们的家乡，用当地话土语演“梦庄”的村民。

“连找了9个戏班子，都快绝望了。”直到从乡亲口中听到“陆德晋剧团”的名字，事情有了转机。郑大圣看见他日思夜想的角色一个接一个地闪现。他不知如何表达这些忽然从山地深处跳出来，跳在他眼前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肉体，眼神，姿态强有力地往“梦庄人”靠拢。奎疯子、村支书、戏篓子路老鹤、疯子老婆……每个人物都能在剧团演员里对上号。

老鹤的扮演者——剧团团长梁春柱带着郑大圣到了自己的老家梁家村。土炕，灰墙，远山近树，露天戏台子，没有云彩的天。一切因陋就简的生命体在太行山坳里刺剌剌地生长。那里真像80年代，梦庄出现了。

郑大圣的设想都实现了，却没有马不停蹄地拍摄。2015年冬天，在冬季景即将开拍时，美术组在太行山的褶皱里找到了主场景“九亩半”的景，直到2016年夏天才拍完回溯部分，中间半年用来种花生。

“哪有清明节种花生的，还是在干旱的山上？”

谁劝也没用，郑大圣就要种花生。“田里的花生叶子每片都不尽相同，风掠过的时候，每一簇、每片叶子的阴阳相背都不一样，偶然、随机才是生动，用特效肯定做不出来。”

漫长的播种和等待开始了。摄制组请来农家的爷帮忙薅草、施肥，还用了地膜技术，渐渐地花生叶星星点点扩大成团。最终的电影画面里，日光把叶面打得清亮，压着叶背晕出暗绿，九亩半的花生田像一片摊开的绿丝绒。

“一部电影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郑大圣不觉得他们有多么特别。“我们只不过按照电影创作的规律去拍。该种地就种地，该等就等。所有的电影不都应该这样吗？”

3.“疯子的悲剧在于他是自己受难的共谋。”

最终没有成戏的“村戏”，处处是社会的“戏”。

“全村人都在门外，等着你呢。”

彩云不能白死。王奎生被“塑造”成“大义灭亲”的典型，村里能拿到救命的“返销粮”了，条件是要他上台讲述“抓贼”经历。

王奎生挂着大红花上台，没过多久，他疯了。

“奎生是全然无辜的吗？当杀死一个亲人可以拯救全世界，你会怎么选？”郑大圣说，这一部《村戏》，“奎生的悲剧在于他是自己受难的共谋。”

一个村庄的力量，来自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那里，他们互为因果，以种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渗入彼此生命的演变。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复杂的因缘，奎生疯癫的悲剧里，台下的村民都是配角。彩云的死，奎生的疯与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或轻或重的关系。《村戏》的悲剧背后没有一个绝对的始作俑者，也没有一个人是全然无辜的。

可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呢？”

郑大圣拒绝道义的裁判，他只是要把这个现象描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无思想也无责任的犯罪，但你不能因为本能的趋利避害就让恶变得天然合理。”

彩云下葬那天，王奎生抓过一把锅灰往女儿脸上抹去，撕心裂肺地吼：“别再托生回来了！”简单的一个动作含着令人压抑的诸多纠结——要是真投胎回来了，他怎么面对她？再说，这个村庄值得她回来吗？

郑大圣在意那个特殊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具备随时可能颠倒翻转的人格。编剧李保罗说：“王奎生打死闺女是一次自我创伤，但最后加重这个故事的是所有村民。在十年里，村民们都认可疯子掏他们的粪施肥，但是一到分地的时候，人性就出来了。”

小说《花生》的结尾，贾大山写道，“每当吃了他们的花生，晚上就要做梦。梦见一个女孩子，满脸锅灰，眼巴巴、泪汪汪地向我走来。我给她花生，她不要，只是嚷：叔叔，给我洗洗脸吧……给我洗洗脸吧……我希望那个受了委屈的小灵魂，回到梦庄去，让梦庄的人们都做这样一个梦。”

——终于，郑大圣用三年时间把这场梦造了出来。

作者：李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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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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