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东以“我的成长经历汇报”为题，为新生开讲“第一课”。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摄

抓起面前放置的一块老手表，顾玉东与现场老师确认：“同我说好讲半小时，那我可以说到3点45分，对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顾玉东把手表放回讲台，笑着向在场学生说明道：“严格的时间概念对我们搞科学是重要的，不仅要有时间观念，还要珍惜时间。”

一堂从“时间”说起的医学第一课就此开讲。在座的本科新生中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五年制的学生，将在华山医院进入临床阶段学习。台上讲者是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顾玉东教授。

30分钟的“新生第一课”，时间维度跨越半个多世纪，顾玉东以“我的成长经历汇报”为题，与年轻后生聊学医故事，谈创新求索，笑忆“大学五年成绩全优，连体育课也是满分”，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攻克难题”。

初入医学殿堂的年轻人，到底如何当一名好医生？如何处理好科研与临床的关系、医者与患者的关系？课后，记者与顾玉东聊了起来。

“好医生”的追求并不随时光流转而变更

记者：您在世界上首创“健侧颈7移位术”，用伤者健侧的颈7神经来修复瘫痪的手臂，堪称传奇。如今的年轻人感觉忙完临床工作已很疲惫，对科研也有畏难情绪，您有什么建议？

顾玉东：要认识科研的重要性。医生会看病，是合格的医生；能看别人看不好的病，那是好医生；不仅能看好别人看不好的病，还能有所创造、发现新的治疗方法，这是出色的医生。当然，最好的医生是白求恩式的医生，是高尚的医生。年轻人应有所追求，追求当一名高尚的医生。

记者：为什么会以“我的成长经历汇报”为题开讲“第一课”，希望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顾玉东：“汇报”我的成长经历，希望我的学医之路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1947年，我10岁，生了脑膜炎，一名老医生花了非常大的精力救治我，半夜跑到我家，在我身边守了一夜。第二天回家路上，他摔了一跤，即便如此，第二天他跷着脚，又来我家看我。当时我就想，将来要当一名好医生。

我是听党的话走进医学深造大门的。1952年去卫生学校读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外科黄硕麟、内科吴光辉、妇科王淑贞、儿科陈翠贞，个个是名医大家。

1955年我毕业分配到上海化工厂保健科当医生，支部书记看了我的材料说道，你年纪轻轻应该多读书，将来更好为人民服务。1956年，我听党的话，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大学五年，我认真学习，毕业时五年成绩全优。当时可以写三个志愿，我把“服从组织分配”写了三遍。我认为，国家培养了我，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最终，组织决定让我去华山医院，当时华山医院又称上医系统的内科学院，我想太好了，我对心内科很感兴趣——在工厂保健科，来看病的老工人，心脏不好的很多，我就想着学好本领回去给他们看病。也因此，我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整理了一篇有关心肌梗死的文献。1961年毕业这年，我把文章投到中华内科杂志，很快被录取了。同期刊登的“黑体字”作者名字都是协和、上医的名家。我很受鼓舞，带着这篇文章到华山医院报到。结果，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手外科刚成立一年，杨东岳教授希望有一名助手，你合适。理由有二：第一，你是共青团员，要服从党的需要；第二，你各科基础好，一个新学科就需要你。说得我服服帖帖，就此进入手外科。

现在时代不同了，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成长的时代，号召学习雷锋同志，学习白求恩，学习愚公移山精神。这其中，学习白求恩对我影响很深刻。1990年3月3日是白求恩诞辰100周年，此后每年3月3日，都是我们手外科学白求恩的日子。我始终认为，白求恩是我们白衣战士永恒的学习榜样。他对患者的爱心，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医学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年轻人超越我们

记者：您多次强调医学青年人才的培养，如何看待医学传承这件事？

顾玉东：我特别想说说我成长过程中的两位好老师。

一位是中国手外科缔造者、北京积水潭医院王澍寰院士。王老师教导我如何做人。他在做了一届手外科全国主任委员之后就说不做了，推荐我接任。我当时很年轻，心想，我怎么能做呢？与王老师好说歹说，他同我们“谈判”：我再做一届，下一届你们年轻人来做！后来，我也学了老师，做了两届后，交给年轻人。

王院士在很多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培养年轻人方面。青年人是最有闯劲、最不受常规束缚、思想最开放的一群人。医学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年轻人超越我们。

还有一位好老师就是手外科的老师，华山医院杨东岳教授，他教导我如何做科研。他是足趾移植首创者，我有幸同杨教授一起完成第一例手术，当时我们整整做了24个小时。杨教授1981年7月21日过世，享年51岁，在他的有生之年，真是全心扑在事业上。我总结他的科研与学习方法是：病史卡（实践）+文摘卡（读书）+综述（分析）+实验、临床（总结创新）。

“两张卡”到了年终汇总，就变成了综述，由此产生医学科研的课题，有的课题带到实验室去研究，有些课题到临床上去实践。

“两张卡”的方法，我学习了下来。你们想不到每年春节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把一年的卡片全部拿出来，得有几百张，归类、整理，从个性到共性，由此得出新的规律、方法乃至发现。

记者：您的“病史卡”很有名，现在还会翻出来看吗？有什么新启发？

顾玉东：现在不看病人了，“病史卡”不做了，但读书的“文摘卡”继续在做。我喜欢读报、读书、读杂志，基本在每天“一早一晚”两个时段。每天早晨6点起床，不用闹钟，只有早醒，没有迟过6点的，吃早饭15分钟后就开始读报。晚上看过新闻联播后，开始看书、看杂志，主要是看学术期刊等业务书，写文摘卡。

阅读是学医时形成的习惯。当时，春节我也就是除夕回家吃一顿年夜饭，大年初一就去图书馆看书。暑假、春节等假期，我都泡在图书馆。这对我来说成为一种爱好了，产生感情了。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医生被铭记的成就是病人用痛苦奉献的

记者：有人说以前医患关系好，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剑拔弩张，关于医患关系，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顾玉东：我得过很多荣誉，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获“医学泰斗”“最美医生”等很多称号，但我想对年轻人说，头衔、奖项，都是病人贡献的。没有病人，我们哪里能有这些发现、成就。医生的知识、技术、成果、荣誉都是病人用痛苦、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病人、感恩病人。想通了这层关系，就能更多体谅患者的不易，对医患关系中的诸多不理解、迷茫，可以迎刃而解。

记者：作为中国手外科泰斗人物，您最初进入手外科的故事颇有趣，您自己归纳是“听党的话，去考了大学；听党的话，进了手外科。”如果现在能再选一次，想去什么学科？

顾玉东：回不去了，没得选啦。要承认岁月不饶人，我们手外科开刀，开头颈这个部位，大血管、重要神经很多，手要非常灵活，动作要精准、精细，60岁后我决定不上手术台了。所以一定要培养年轻人，要给优秀的年轻人舞台。

最后我想说，从1961年到2019年，回顾我58年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离手的重要功能——“对掌对指”，还没实现。成绩属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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