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文汇报联合开设“申康党委系统医务专家口述历史”专栏，进一步挖掘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赓续光荣传统，践行医者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绘就一幅幅党旗在市级医院一线高高飘扬的动人画卷。

口述人：肖和平 ，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临床首席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结核病）学科带头人，上海市结核病防控专家组组长

我从医40余年，长期坚守结核病专业的临床、预防、科研及教学一线。而与“结核病”的结缘，要从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援藏经历说起。

援藏21年，为西藏搭建结核病防治构架

197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向西藏派出医疗队，帮助西藏各地开展医疗、科研、教学工作。1973年至1983年的10年间，国家先后派出5批、近2000名进藏医疗队员。1976年，我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为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援藏。当时我患有病毒性心肌炎，正在治疗中，按规定可以不列入援藏人选。但是支援边疆一直是我的理想，再加上自己当时为了去西藏，对高原病做了不少功课，于是主动要求上级允许自己加入援藏队伍行列。当时大家想要为国家医疗建设做出一番事业，我记得母校有34个人报名援藏，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到了火车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从高原病转向结核病研究是因为医患的接触。记得去西藏的第二年，有个病人，一直咳血，我一看片子，这不就是肺结核吗？进入病房工作后，我发现肺结核病患者比比皆是，为西藏的常见病，于是我立志投身于西藏的结核病防治事业。学校领导知道我心脏不好，可能难以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于是写信给我，要我回母校工作，同时也派专人来西藏自治区卫生厅洽谈将我接回学校工作的事宜。我均一一婉拒，表示要把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搞出个名堂后再回母校。可以说，支援西藏，做好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就是我当时最大的动力。

当时，西藏结核病防治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基层的医疗卫生还相当薄弱。我刚到西藏那会儿，当地不仅结核病发病率高，而且大部分民众缺乏基本的预防概念。一次我们去乡下给牧民看病，发现村里患有结核病的人数相当多，甚至有些家庭全家人都患有结核病。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在结核病人的床底下发现了成箱的抗结核药品，这是当年医疗队下乡时发给病人的，他们服药2-3月后感觉没症状了、人也胖了，就认为病好了而自行停药，结果又被打回原形，而且更难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体制将医院的临床工作和卫生防疫站的预防、管理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

于是，我们在198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结核病控制中心，TTCC），下设西藏自治区结核病临床部（附设在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和8个分中心（附设在各地市的卫生局）以及8个分中心临床部和防疫部（附设在各地市人民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各分中心再在此基础上设立县级结核病临床和预防的专管人员。至此，整个西藏自治区结核病的防治构架基本形成，卫生防疫和医院系统都纳入到了结核病防治工作中，防治结合是其最大特点。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研究提示，成年人移居高原（海拔3658米）后的最佳适应期为10年左右。国务院要求援藏大学生的在藏工作年限为8年，而我这一呆就是21年。光阴似箭，我从西藏回到上海已有25个年头了，在我心脏病彻底“爆发”以前，我现在依然每年都要去那里，看到西藏医疗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深感欣慰。

致力呼吸道传染病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危害

回到上海后，我继续投身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2003年，作为上海市抗击非典专家组成员，我积极参与到非典防治之中，几乎天天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临床一线来回穿梭，在病房反复查看可疑者，生怕漏掉一个病人。不少一线医务工作者更是舍弃自己的小家，在医院加班加点，未见有丝毫怨言。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上海各行各业守望相助，临危受命的医护人员更是表现出令人称赞的勇气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011年1月，经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与上海市几所三甲医院商榷，我们决定对全市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实施集体定诊、集体制定治疗原则和统一管理的策略。凡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享受上海市政府提供的免费检查和治疗（包括手术费）政策，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病人实施强有力的治疗管理，从而将治疗真正落到了实处，有效缓解了上海耐多药结核病的压力。那年，我提出的结核病分类治疗流程获得了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认可，按照这一流程，通过集体讨论、定诊、定治，在2011-2014年间，上海有37%（120/324）的初治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采用一线抗结核药物获得治疗成功，避免了昂贵的二线抗结核药物和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方案的滥用。

复治结核病患者是产生耐多药结核病的主要群体。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提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复治结核病的创新性研究方案，入选了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新方案治疗复治结核病，治疗效果提高了13.1%，疗程缩短了3个月，5年复发率减少11.7%，获得了上海科技成果二等奖。

我和我的团队先后完成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耐多药肺结核的规范化治疗”“含氟喹诺酮类药物复治化疗方案的研究”“结核病院内感染研究”等，使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结核病治疗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我院的结核科是中国最早的结核病预防、治疗和研究基地，也是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防治分会的发源地。多年以来，在全国结核病专科各类榜单的排名始终名列前茅。其丰富的临床积累，使得各地的结核病患者在当地无力治疗后，仍然抱着一丝希望来此求医。我们结核科每年收治的住院患者达12000余人次，门诊患者每年接近20万人次。

我想对年轻的临床医生对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两点建议：第一要有警觉意识，要提高对传染源的警觉意识；第二要强调规范，这是最重要的，结核病规范诊治不是说技术有多高深，而是更强调规范。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有的病人真是耽误了好几个月，肺都烂掉了才被发现出来，这对病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在这几个月当中，他到处传播，对社会也是危害。按照国家的要求，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播的危害性。

2021年是开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距离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核病控制目标和“2035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目标，只剩下10年和15年的时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将结核病防治战略写入了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履行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在这里，我理解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全面”上：结核病防治措施得到“全面”落实；“三位一体”体系“全面”融合发展；结核病防治“全面”融入所有政策保障体系。展望“十四五”，我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前景光明，这也是构建与确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最佳时期。

（王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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