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乐教授（右）与黄铭新教授

今天（1月23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息：我国风湿病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风湿病学家、仁济医院终身教授、上海市风湿病研究所名誉所长陈顺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2021年1月23日0时30分在仁济医院逝世，享年89岁。

陈顺乐1932年2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风湿病学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风湿病学研究所荣誉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终身教授、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风湿和免疫专业(上海)主任、澳大利亚风湿病学会荣誉会员、“LUPUS”“Clinical Rheumatology”等英文杂志编委，曾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会风湿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亚太风湿病学联盟主席、美国风湿病著名杂志“Arthritis & Rheumatism”（中文版）主编、“上海医学”常务副主编等。

陈顺乐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湿病学科和上海市风湿病学研究所创始人，主持建立国内最大的狼疮核心家系遗传数据库，创立了PMC小剂量免疫抑制剂联合疗法，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了副作用。他的团队与妇产科合作打破生育禁区，使狼疮患者成为母亲不再是奢望。

他主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研究课题曾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教育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2009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SLE专著1本和卫生部“十一五”规划全国医学研究生规划教材1本。

陈顺乐教授注重人才培养，多次主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特别是“第八届国际红斑狼疮会议”的成功举办，确立了仁济医院风湿病学科在国际红斑狼疮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风湿病学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狼疮患者带去希望。

陈顺乐教授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的狼疮之父”，曾获美国风湿病学院的大师称号、亚太风湿病学联盟大师奖、中华风湿病学会“杰出贡献奖”、卫生部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十大工人发明家和上海市十大职工科技创新英才称号等多项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举长矢兮射天狼

沉痛悼念我国著名风湿病学家陈顺乐教授

他是仁济风湿的开创者

他是中国风湿的引路人

他是享誉世界的ACR大师，APLAR大师

他是中国的“SLE之父”

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SLE诊断标准

他组建了风湿科最早的MDT

他建设了风湿科最早的数据库

他领导了风湿科最早的遗传学发现

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风湿病学研究所

第一家“狼疮健身俱乐部”……

遇见时，他是总会微笑握手的长辈

迷茫时，他是常常悉心指教的导师

生病时，他是永远值得信赖的医生

他是开创者，建设者，培养者

他是呕心沥血一生

牵挂仁济风湿的老父亲

“healthy，competition，pretty”

是他仁术济世之中

最大的梦想

从“克隆选择”到仁济风湿

黄浦江边，山东中路145号，仁济医院原址，有一栋经历了80多年风雨的砖红色小楼，陈顺乐在这里工作了半个世纪。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牵挂的，依然是仁济风湿的未来。

时光悄悄回溯。

办公室案头如小山般的累累典籍里，陈顺乐翻出了一本手写的译稿：“自身免疫过程与自身免疫病的病损”，封面上写着“陈顺乐译于1963年夏日”。他的思绪再一次回到50年前的那个春天——澳大利亚学者Macfarlane Burnet创造性地提出“克隆选择学说”，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自身免疫病的研究从此在世界拉开帷幕。黄铭新和江绍基教授亲手把这些英文文献交给陈顺乐，这本70页的小册子，寄托了两位医学前辈的远见卓识和对他的殷切希望，也播下了仁济风湿的种子。

1979年，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成立，免疫学专家余贺教授任第一所长，黄铭新任第二所长，江绍基担任副所长及临床免疫研究室主任，陈顺乐任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以临床免疫研究室为基础的风湿病学科成立。当时，只有3个工作人员，8张病床。

这是国内最早的风湿科。

陈顺乐选择了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作为风湿科的主攻方向，这是一种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的自身免疫病，病变复杂，治疗困难，死亡率极高。当时国内尚无SLE发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人的狼疮患病率高，病情严重。陈顺乐利用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到的知识，建立了自身免疫病的实验室检测平台，并通过自主研发，在国内第一次建立了可抽提核抗原（ENA）抗体谱和抗心磷脂抗体的检测技术，使SLE的诊断有据可依。

随后，他利用这些技术，对32668名上海纺织工人进行了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中国SLE的患病率为70/10万，女性为113/10万，据此推论，中国有100万的SLE患者，病情以轻中度为主。这一研究结果被写进了中国医学生的教科书，也吸引了世界的眼光，美国风湿病学会主席Bevra Ham教授热忱邀请陈顺乐去作学术报告，并从此成为一生的益友。

陈顺乐在治疗中发现，大剂量激素尽管对控制病情有益，却带来诸多的副作用，药物引起的并发症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思考和论证之后，他提出了“PMC”治疗方案，用小剂量激素联合甲氨茶蝶呤和氯喹治疗无内脏累及的轻中度狼疮患者，这一方案成为SLE患者的经典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生存率，并让很多病人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同时，陈顺乐用目光环顾了上海，他注意到那些有单个风湿病治疗传统的医院，他走出仁济，和新港地段医院合作研究系统性硬皮病，和光华医院合作研究类风湿关节炎，他和同事顾越英参与这些医院的门诊，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也把国外风湿病领域的进展介绍给这些医院，请外国专家来做专题讲座和业务交流。

这些合作，开拓了他的眼界，也提高了上海风湿病的诊治水平。这些留下他足迹的地方，记录下中国风湿病学发展的轨迹。

从1982年起，他开始在上海市举办风湿病学培训班。由于国内风湿病学尚属起步阶段，没有师资，他就邀请各领域的专家讲授本领域与风湿病相关的内容，骨科教授主讲关节的结构和功能，病理教授主讲结缔组织病的病理改变，免疫学教授主讲风湿病的自身免疫，放射科教授主讲X线诊断，皮肤科教授讲风湿病相关的皮损，眼科教授讲风湿病的眼部表现，理疗科教授讲关节炎的康复……短短的几天时间，黄铭新，江绍基，陈顺乐，施守义，陈仁彪，张佩蒂，王永龄，蒋培玲，苏立德，郭文正，十几家研究所和医院的26位专家悉数登场，开启了上海风湿病学的启蒙与普及之门。此后，各家医院的风湿学科陆续成立。

同时，他多次举办全国性学习班，推广风湿病的实验室诊断技术，提高了全国风湿病的诊断水平。1988年，他制定了中国SLE的诊断标准，经过全国27家医疗单位相关科室的验证，确认与1982年美国的ARA标准相比更有利于SLE的早期诊断，被采纳为全国标准，载入医学大专院校的教科书。

陈顺乐的眼光没有只停留在临床，他深知基础研究的进步对临床的巨大推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当分子遗传学研究刚刚在国际上掀起热潮之时，他耗费巨资引进设备，并培养了一批分子遗传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使仁济风湿在这一领域进入国际前沿。而他麾下的研究小组，也成为国内最早和最著名的从事风湿病遗传学研究的团队。

1999年，仁济风湿科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SLE患者10年生存率从60年代的25%提高到84%，18年生存率达到70%，已经跃居国际先进水平。

2000年，仁济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现代化的风湿病学研究所。

2002年，仁济成立上海市风湿病学临床医学中心。

2005年，《系统性红斑狼疮》出版，这是亚太地区第一本SLE专著。

2007年，仁济建立“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转化型研究综合技术平台”。

2010年1月11日，陈顺乐走进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仁济风湿的第14张科技奖励证书——“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机理及临床治疗技术”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声“咔嚓”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这张照片，也被他挂在办公室里，成为对自己不息的鞭策和激励。

“你们真正建立了世界水平的，赢得全球同行尊敬的风湿病学科。”在仁济风湿科创立30周年庆典之际，被尊称为“自身抗体之父”的著名自身免疫病专家，美国加州Scripps研究所的Eng M Tan教授在贺信中这样写道。

而陈顺乐，也已经成为国际风湿病学领域的灵魂人物，作为华人，他第一次当选亚太地区风湿病学会联盟主席，被美国风湿病学会授予“ACR大师”荣誉称号，获得亚太风湿病学联盟“大师”奖。

他拥有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证书，不远千里奔波而来的患者，风湿科门诊和病房的熙熙攘攘，证明了他的心血和努力，风湿领域“南有仁济”，也随着老百姓的口碑传遍五湖四海。

百花齐放满园春

2003年，一个名词横空出世——GROPEC合作组织。

这个缩写代表了仁济医院的六大科室：妇产科（Gynecology），放射科（Radiology），骨科（Orthopedics），儿科（Pediatrics），内分泌科（Endocrinology）和心内科（Cardiology），这些都是风湿科联系最为紧密的科室，陈顺乐组建这一组织，是期望通过学科间的合作，推动风湿病学的发展，也促进各学科的发展。

在陈顺乐的门诊，他经常会遇到SLE女患者的同一个问题：“我能怀孕吗？”看着患者紧张而期待的眼神，陈顺乐总是笑呵呵地说：“当然能，不过什么时候怀孕，要听我的。”病人释然了，可是她们不知道，为了这个承诺，这个已两鬓斑白的老医生需要多少付出。

在狼疮的治疗过程中，妊娠被认为可以加重病情，因此传统上医生普遍不建议患者生育，而在中国这个具有“无后为大”传统意识的国度，不能生育更加重了患者心灵上的负担和痛苦。风湿科和妇产科携起手来，经过不断尝试和努力，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1992年，第一个SLE患者的婴儿呱呱坠地，从此，SLE不再是生育的禁区。陈顺乐总结提出了SLE患者妊娠前的疾病缓解标准，为临床医生的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每周放射科在风湿科举行疑难病例读片会，骨科积极参与关节炎终末期患者的手术治疗，心内科加入风湿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诊疗和研究……这些合作，使GROPEC科室快速成长起来。放射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风湿病影像书籍；儿科建立了风湿病房，儿童风湿病的治疗成为仁济儿科的特色；而传统悠久的妇产科，更是以其对不孕不育和高危妊娠的治疗闻名全国。

陈顺乐的心里，不仅仅装着仁济，还装着中国的整个风湿病学。

黄烽，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的学科带头人，是1991年陈顺乐和WHO合作举办上海国际风湿病学新进展学习班的一名学员，他说：“陈教授不仅高屋建瓴地在自己科室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研究，还为全国普及基础与临床免疫学，临床风湿病学知识倾尽心血……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国外风湿病世界的窗户，为我国年轻一代的风湿病学者搭建了与世界接轨的平台。”

陈顺乐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开办全国培训班和研讨班，协助兄弟医院组建风湿科，送年轻人出国学习新的理论和技术……科室里，当年那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如今都已名满天下，而风湿病学教育播下的星星之火，也早已在全中国蓬勃点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上海，当全国医科大学和医院的风湿病学科都得到发展，才能真正迎来风湿领域的春天。”陈顺乐如是说。

欲穷千里  更上层楼

“团结律己，求精创新”是陈顺乐的座右铭，也是风湿科的科训。他笑言：“我要先管好自己。”

尽管时光荏苒，他依然是那个注重生活品质，被他的学生们戏称为“老克勒”的陈顺乐，而他对医学的无尽追求，也象他的生活方式一样，精益求精。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投身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理由：“SLE是所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型，需要医生掌握内科学的所有知识，并把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融汇贯通。对SLE的研究，可以提高对其他自身免疫病的理解和诊治水平，一个好的狼疮医生，一定是一个好的风湿科医生。”

好医生还应该做些什么？

“HCP”，这是陈顺乐的答案。这个缩写代表了3个单词“healthy，competition，pretty”，不仅要让患者拥有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还要拥有美丽和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这是陈顺乐的梦想。

因为这个梦想，他提议组建SLE医疗健身俱乐部，和运动医学专家合作，建立了狼疮运动健身流程和评估标准；他选派青年医生出国学习关节B超，提高关节炎的早期诊断率和病情评估精确性；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鼓励年轻人探索风湿科疑难重症的机制和新治疗方案；他邀请患者参加风湿病的国际学术会议，让这些病人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因为这个梦想，他在建科之初，就提出建立规范可持续的风湿病患者数据库。

国外的患者数量远远少于中国，然而临床医学研究水平都走在前列，完善的数据系统功不可没。陈顺乐很早就意识到数据库的重要价值，他要让患者在仁济有一个家。

从当初手工绘制的随访表，到现在的电子数据库；从没有经验的记录者，到海外数据库学习归来的主任医师；从风湿科独立的样本库，到上海市的风湿病数据平台……一份份资料记载着患者的每一次发病和缓解，一批批样本记录下风湿科学子的汗水，一张张图表揭示出致病分子和发病机制，而这些临床数据和样本，也成为了风湿科不断前进的坚实支柱。

因为这个梦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告诉患者“你基本痊愈了。”

SLE曾被患者称为“血癌”，病情有多少次缓解，就有多少次复发。在无数风湿病学者的努力下，患者带病生存的体验已经大大改善，然而，终生服药给患者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在SLE患者的30年随访中，陈顺乐发现了一些自行停药仍然可以长期维持病情稳定的患者，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哪些因素参与维持了这些患者病情的稳定，又有哪些因素能预示疾病的复发呢？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些分子，也许能通过靶向治疗的手段让患者更好地远离疾病。于是，满头白发的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一起，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祖国医学里，SLE被称为“蝴蝶病”，陈顺乐希望他的病人们，也能象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挣脱疾病的枷锁，在自己的人生中舞姿翩跹地飞翔。这是他毕生的梦想，也是177年来仁济医者的希冀。

外滩的景色随着岁月变幻，而绚烂的灯光依旧。我们依稀听见——仁济医院古老的木门嘎吱作响，推门而入的，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陈顺乐，24岁，正是青春好年华……那时的他，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是自己开启了仁济风湿病学的大门，也带领中国风湿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在陈顺乐教授从医50周年之际，钟南山院士挥毫献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这，不仅仅是陈顺乐的人生，也是黄铭新，是江绍基，是仁济所有灿若星辰的大师，默默追寻的学子，以及代代相传的仁济医学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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