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88岁的汤钊猷院士走上领奖台，全场肃然起敬，他实至名归，这个医学院士一辈子在研究癌症，改写了太多人的命运。今天，他获得第十九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特殊贡献奖”。

今天，吴杨奖颁奖典礼暨报告会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行，15位中国医药卫生领域的优秀工作者秉持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及其在各自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荣获该奖项。

吴杨奖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和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于1994年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医药卫生领域努力钻研并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及同行广泛认可的优秀中青年医药卫生工作者，截至2018年，先后有404位优秀医药卫生工作者荣获该项殊荣。

吴杨奖创立24年来，秉承吴阶平院士和保罗·杨森博士两位医药学巨匠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人才培养，对鼓励我国中青年医药卫生工作者严谨治学、求实创新，在科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在学科领域努力进取，起到了良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在专家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带领下，吴杨奖评审注重科学创新，更具科学性、公正性、前瞻性，使得吴杨奖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非政府医药卫生奖项之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是本届特殊贡献奖的唯一获得者。

组委会在给他的开奖词里这样写道：

他多年来致力于肝癌的临床诊治和基础研究，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攻克早诊早治的关键技术，大幅度提高临床疗效；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新理论，这两项研究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肝癌诊治水平，挽救大批患者生命，他积极推进国际和国内肿瘤学术交流，曾多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主办了7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肝病会议；主编《现代肿瘤学》等多本专著，参编《临床肿瘤学手册》等数本国际专著，发表SCI论文400余篇。

颁奖典礼上，特殊贡献奖获奖人汤钊猷院士、获奖人代表汤富酬教授、李南方教授和周德敏教授与在场的160余名医药卫生领域的中青年医师、医药学专业师生分享了他们对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认识，做好学科发展和临床实践、基础研究、慢病防控和药物创新等工作的实践和经验。

这些医学大家的故事写满了探索未知的艰辛、攻坚克难的勇气，以下特别刊登汤钊猷院士的一篇访谈录《病人的启迪》。

病人的启迪

汤钊猷院士小传：出生于1930年12月，中共党员，广东新会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肿瘤外科教授，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在肝癌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病人

第一个病人是1968年，我那个时候38岁。有一天来了一个上海锅炉厂的工人，据说是劳模，一看是个晚期肝癌，肝癌非常大，整个右边都被癌灶占据，左边肝脏也有几个癌灶，医院组织一个小班子去抢救，我也被选中了。结果大家去一看，就想要尽我们的力量去抢救。现在看起来，这个病人是不适合手术了，太晚了。但那个时候，就从抢救病人的心情出发，尽可能做点事情，所以就决定开刀，我也参加了。

这个病人我记得从早开到晚，开了十几个钟头，因为肿瘤太大了，输血就用了五六千CC血。我们把患者右边的肝拿掉了，但左边的还有瘤子啊，怎么办呢？那时候真是想的很积极，临时叫同位素室，做了个“小原子弹”，就是用玻璃管埋入放射性磷-32，磷-32可以通过射线来杀灭肿瘤，然后再把这个小玻璃管埋到癌结节里面去。当时应该说是尽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去消灭这个癌。

因为这个病人是锅炉厂工人，之前很卖力工作，但他有肝硬化，重度劳动使肝硬化变得就像菠萝一样高高低低，所以开刀以后就出现黄疸、腹水。那时候又组织了一个开刀以后的抢救跟护理的班子，我是班组长。就在三号楼2楼手术室里面，专门开了一间开刀手术室护理这个病人，这一护理就三个月时间。

这个病人最后还是走了，因为癌太厉害了，放现在根本就不能开刀的，也不能用什么特别治疗，那么毕竟能够延长三个月也不错了，家属和单位都非常感谢我们。我们心情很复杂，忙了半天，尽了一切努力，结果病人还是走了。

但是这个病人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轨迹。因为我从1957年到1967年都是从事血管外科的，而且在血管外科领域还是有些进展的。我记得那时候1965年，跟华山医院的杨东岳教授合作，因为我是搞小血管、显微血管外科最早的，有这个基础跟他合作。他有个想法就是用游离足趾移植到拇指这个位置来修复因为工伤拇指缺少的一些工人。拇指缺少，手的功能就丧失一大半。我们曾经也在那个开刀房，连续救治了5个病人，都成功了。这个游离足趾再造拇指在当时国际上都没有的，是国际上首创的。

刚好这个肝癌病人抢救完了以后，周恩来总理有个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医院就决定成立一个肿瘤小组，请我担任组长。我想了半天，很矛盾，因为血管外科我搞了十年了，搞癌症等于改行了。在血管外科我花了几年工夫把文献、书籍都看了，现在一改行，等于重新来过。但是，那时候思想也很简单，就是服从需要，既然有这个需要，就去做。所以，我就从1968年开始改行变成肿瘤医生，一直到现在，都快半个世纪了。

让我获得最大享受的病人

第二个病人姓潘，是我们用甲胎蛋白验血查出来的，她没有感觉，查出来认为她有小肝癌，就劝她开刀。那时候是1975年，都没有经验的，你说我验个血，这个阳性就说有肝癌了，开刀又是风险很大的，很多病人都不敢开刀。这个病人听我们劝说以后还是接受开刀了，开刀果然就发现癌，我们就将癌切除了。过了十年，她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也工作了， 40年过去了这个病人还是很好。

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你通过努力把病人治好了，而且现在活得很好，这是人家没有的特别的享受。

这个病人是我一生当中得到最大享受的病人之一。因为肝癌病人过去认为只能活2-5个月，急转直下的绝症，我们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她现在活了40年，而且再也没有肝癌了。1971年，有个美国的学者统计，全世界65年内只收集到45个肝癌病人活过5年以上，我这个病人已经活了40年了！我们肝癌研究所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3000个肝癌病人活过五年。尽管我一辈子很劳累，为此付出了不少，但是我也得到很大的享受，就是病人活在那里，工作很好，生活很好，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安慰。

这个病人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医生不能够停留在现有的医学诊断治疗的知识水平上面，还得要不断地去创新，才可能提高疗效。这个病人就是通过我和我的团队十几年的努力，解决了肝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问题，才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整个“小肝癌”研究，就通过好几个质疑来完成，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你首先得质疑肝癌是不是急转直下的疾病，要是不质疑，那么肝癌患者三个月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我们觉得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地质疑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于是我们采取了另外的途径，去找病人，去筛选病人，去普查病人，找到了再去给病人开刀。另一个质疑过去认为肝癌诊断就是有四大症状，还有做同位素扫描，有占位性病变，现在小肝癌就没有症状，也没有占位性病变，不支持原来的诊断标准，就是小肝癌病人摆在面前也诊断不出来。还有质疑过去说开刀就一定要把半个肝拿掉，到底对不对，如果患者有肝硬化，把半个肝脏拿掉，就等于把肝的大部分切掉了，那么病人可能就冒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改变了，就做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又质疑过去认为肝癌复发了就不要开刀了，但我们想如果早期发现，没有症状的复发肝癌患者是不是可以开刀呢？又经过几年的实践、随访来证明复发小的、没有症状的肝癌再开刀效果很不错。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质疑，才能够完成了我们小肝癌研究，这个也是我们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一个项目。

使我重视辩证思维的病人

第三个病人姓张，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师，1991年这个患者很瘦，但他的肿瘤有平湖西瓜这么大，无论现在或者过去，这么大肯定开不了了，太大了。我们那时候想，小肝癌已经有点办法，那么大肝癌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办法呢？我们又质疑到底大肝癌是否有可能变小，如果大的能变小，那么不能开就变成能开了，问题是怎么让它变小？我们那几年，又通过很多动物实验就发现了1+1>2，怎么讲？就是这个疗法本身没法使肿瘤缩小，单独用另外一个疗法也没有办法使肿瘤缩小，但这两个加起来说不定就能使这个肿瘤缩小，我们叫它1+1>2。

经过动物实验以后，我们觉得老的办法就是肝动脉结扎、肝动脉插管、化疗灌注，好像效果还不够理想，最好得找一点新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肝癌导向治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靶向治疗。但这个跟现在分子靶向治疗不一样，那时候是抗体的靶向治疗，做了也十年左右。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合作，研究“肝癌的导向治疗”，就用能够比较多到肿瘤去的那个抗体，再带上一个“原子弹”，就是放射性碘-131，然后把这个东西从肝动脉导管里面打进去。

这个病人经过8个月的治疗，平湖西瓜大的肿瘤就缩小到苹果大小了，这样本来不能切除的就变成能够切除，我们后来就把它切掉。当然这也是通过很多研究，到底缩小以后切掉有没有效果？原来大肝癌切除，5年生存率不超过10%，那么缩小以后切除是不是效果也一样，还是好一点？结果我们发现缩小以后切除的效果和小肝癌切除的效果差不多。这个病人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以后缩小切除了，切除以后每年都随访，没有想到他一直活着，每年他都寄张贺年片给我，二十几年了癌都没有复发，一直很好。

这个病人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做医生还要重视辩证思维。大和小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也就说不清何谓小，有了大才看得出这个是小。更重要的是大和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大可以变小，小可以变大，应该是通的。我们平常只看到小的肝癌越长越大，但没有想到大的肝癌是不是也可以慢慢长小，问题就是你用什么办法让大变小。我们通过研究，让大可以变小，不能切除就变成能够切除。

做医生不能光忙于天天去开刀、看病，看门诊、查病房，还得要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辩证思维就是软实力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敢于对一些重大的矛盾，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它的转化，让不能治疗变成能够治疗，让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

让我思考中国特色医疗的病人

中国既然有几千年的文明，世界上几大文明现在能够保存下来，大概中华文明算是最主要的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第四个病人就让我思考这个问题。

前年国庆节有个病人打电话给我，他是广东的一个病人，他到上海来旅游，想来看看我，特别他说是听了我的建议，坚持游泳，一听我倒很有兴趣。一问这个病人是2001年发现了肝癌，做了手术切除了，但是病理发现他的癌旁边的血管都有癌栓，门静脉也有癌栓，所以开完刀以后又化疗，化疗以后一年多复发了，复发后再开刀，开完刀以后过不久又复发了，又做射频把癌烧死。几乎是一年复发1次，一共复发了5次。

照理像这样的病人过去再复发两三次就不行了，化疗用了，射频消融也用了,再开刀也用了。他是2005年来我这里看病，我想老的办法也没用了，那么就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打点干扰素（干扰素是可以治疗乙型肝炎病毒的一个药物，我们发现干扰素对肝癌的预防转移复发有点用）。因为他是一个中年的男病人，我说你会游泳吗，他说会，我说你不妨试试看每天适度地游泳，不要过分。结果这个病人8年后，红光满面，走路很神气，我一看他的检查，甲胎蛋白也阴性了，超声波也没有看到癌的复发。

我在想说不定这个跟他游泳和用干扰素有关系，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慢慢想可能我们需要不仅是学国外的现有的诊疗技术，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些自己的新方法，包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们在国际上最早研究了导向治疗，是不是还可以再思考一下怎么形成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

游泳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科学根据？后来我一个博士生，他做了游泳的动物实验，把肝癌种到老鼠的肝脏里，然后开刀，发现游泳的老鼠大概活七十天，不游泳的活六十天，游得太过分的活五十天，证明适度游泳还是有用的。适度游泳到底有什么用？后来他又发现跟脑里面一种神经递质叫多巴胺有关，适度游泳的多巴胺提高了，过度游泳的多巴胺降低了，多巴胺本身可以直接抑制肿瘤，而且也可以促进免疫功能的提高，所以这样看来游泳就调动了身体本身的抗癌能力。

现在我这里大约有十个病人，都用这个办法，现在都活得不错。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医疗的一个苗子，就是不是用很多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几方面综合起来，既消灭肿瘤，又改造残癌，并调动病人的积极因素。我在《消灭与改造并举》这本书上说了，不会游泳，可以去买菜。现在美国也证明了适当的运动可以延长很多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这个病人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要思考，怎么来发展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们13亿人民的、使得这么多人都能受益的医疗办法。

链接：第十九届吴杨奖获奖名单特殊贡献奖

汤钊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基础医学领域

汤富酬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领域

李南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柴宁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冉丕鑫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颖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范先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唐佩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药学领域

张卫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崔一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周德敏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

李亚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公共卫生领域

周红宁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

阚海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作者：唐闻佳
编辑：朱颖婕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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