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人们对卡巴迪有多狂热，在亚运赛场，这项跨越4000年的古老运动的处境就有多凄凉，从广州到仁川概莫能外。这一次，印尼人索性将其“发配”到了位于雅加达东城偏僻角落一处名为“加鲁达”的小剧场内。

从环抱式的座椅布置来看，在没有亚运会的日子，这里更像是属于马戏团或是民族歌舞表演的舞台。剧场被一座狭小而又破旧的游乐园所环绕，倒也称不上冷清。这是一处几乎只有当地人才会到访的景点，过山车的海拔落差还不过两米，锈迹斑斑的车厢在轨道上吱吱作响，当地人依然能从中自娱自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南亚以外的许多地方，人们也是如此看待卡巴迪这项运动的。

除了首度引入该项目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选手再未登上过亚运会的卡巴迪赛场。每隔四年，这个神秘的名字总会因为中国队的缺席而被国人提及，每一次又都会与“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联系在一起。但凡亲眼见识过就会明白，这时常伴随着些许调侃的类比多少有些牵强。

在卡巴迪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诸多运动的影子：当攻方代表跨过中线深入敌区时，就像是以寡敌众的拳击或跆拳道，对防守者的每一次有效触碰都能转化为得分；为不让进攻者撤回中线，人多势众的防守方会如橄榄球选手一般编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再以类似摔跤、相扑的方式将其围剿在己方半场，迫使对方暂时下场的同时亦能赢得分数。从四肢到躯干，守方的擒抱方式几无禁忌，伴随着攻方选手被重重摔落时的巨大声响，原本沉默的观众看台就会倏然爆发出阵阵呼喊。作为从古代战争演化而来的运动，剧烈的对抗与原始的野性是卡巴迪永恒的主旋律。正如今日巴基斯坦选手瓦卡尔·阿里在擒抱住日本队进攻球员后，面露略带挑衅的笑容，并不停摇晃手指；而日本队主将河野峻光给出的回应则是下一回合将阿里重重摔向地面，并怒目而视。

如今人们所看到的并非卡巴迪的全部。从泥沙飞扬的室外到如今这片整洁利落的室内竞技场，这项风靡印度街头巷尾的运动在亚运赛场褪去了更接地气的尘土味，也一并遗失了运动的标志性喊叫。通常而言，在卡巴迪比赛中，选手需在进攻时不断大喊“卡巴迪”，倘若因气息不足而停止喊叫，进攻回合即告终止。伴随着运动的兴盛，这声在印度语中仅作无意义象声词的呐喊，与板球一同成为了当地运动文化的象征。但在亚运会赛场，嘹亮的呐喊却消失无踪，作为替代的则是每回合30秒进攻时间的准确计时。卡巴迪的魅力会否因此折损？竞技场内寂寥的氛围就是无声的回应，但这并非这项运动唯一的危机。

在伊朗卡巴迪女队主教练扎赫拉·拉希米内贾德看来，卡巴迪不该是专属于印度的运动，“伊朗的卡巴迪已发展了2000多年，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项运动，妇孺皆知。”甚至，这位快人快语的教练还对运动的起源提出质疑，“在我看来，‘卡巴迪’更像是波斯语中的词汇。”遗憾的是，拉希米内贾德也不得不承认，卡巴迪在伊朗的发展远远无法与印度相提并论，伊朗国家男队参加亚运会也不过是本世纪以来才有的事。

在印度，卡巴迪超级联赛据说有4亿收视人口，收视率甚至直逼世界杯。在经济状况平平的南亚，这项场地和装备门槛极低的运动与整个地区好似天作之合。自项目引入亚运会以来，印度人垄断了全部金牌，同一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曾经是印度队的劲敌。在印度媒体不断报道卡巴迪的影响力如何渗透到亚洲的日韩、非洲的肯尼亚、南美洲的阿根廷时，这项运动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这些原本的热门地区影响力却在迅速下滑。自卡巴迪开赛后，阿鲁达剧院内只有在印度队比赛时才会涌入大批媒体，部分参赛队赛后根本不会前往混采区，因为没有记者采访他们。而现场本就数量稀少的观众座椅，也大多被参赛选手的亲友或是前来观赛的其他队选手所占据。

“16岁加入海军时我才首次在军营中接触到卡巴迪，随后被国家征召。”巴基斯坦选手穆萨达·阿里一路这么走来。在这支传统强队中，多数球员都与他一样来自部队，后备人才匮乏不言而喻。同样，在一度以卡巴迪为第一运动的孟加拉国，也在发生同样的衰退。在与板球的竞争中，卡巴迪因为身体冲撞过于激烈以及对于注意力要求过高，而在年轻一代中失去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让那里的青少年不断转向足球等运动。

自1990年以来参加了每届亚运会卡巴迪比赛的队伍只有四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唯一的域外国家日本。卡巴迪在亚运赛场遭遇的冷清，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不过，这项运动在雅加达迎来一次超级冷门——在男子项目20日的小组赛中，印度队以23比24不敌韩国队，这是印度队参加亚运会的第一场失利，35连胜就此戛然而止。虽然失利并不会影响印度队进入半决赛，但这是否标志着项目的统治权被动摇了呢？也许，这才是卡巴迪所迎来的最好发展机会。

（本报雅加达8月22日专电）

作者：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编辑：占悦
责任编辑：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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