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研讨中国传统文史之人，无不熟悉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名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是现代史家的警惕与自觉，对于任何谈论过去的学者，都有振聋发聩之效。可以说，在传统人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史学一马当先，其影响力无远弗届，这在今日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便可窥一斑。不论是在中文系还是哲学系，“文学史”“哲学史”都是最为重要的课程。虽有所谓“后现代史学”之冲击，但治史者大多不会径视“古人学说之真相”为虚妄。不论以为“真相”可以考得，还是认为“真相”可望不可即，对大部分人来说，“真相”总是值得不懈追求的。而在追求“真相”之时，对“条理统系”的警惕，也便油然而生。

然而，正如对“真相”的追寻源于人之心灵的某种诉求一样，“条理统系”同样是迷人的。而中国传统学说中，最具备“条理统系”的，当为经学。因此，近些年，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本有些冷落的经学。出身于历史学科的邓秉元（志峰）先生，从“经学史”转回“经学”，并直接打出“新经学”的名号。他以看似传统的注疏方式，为《周易》和《孟子》这两部“经”作一番诠解，从中可以看到“新经学”的主张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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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秉元教授曾师从朱维铮先生，朱维铮先生接续了周予同先生的学脉，是“经学史”领域的大家。周、朱二先生在著述中反复强调，他们研究的乃是“经学史”，而非“经学”。为何要做这样斩钉截铁的划分？那是因为他们对于“经”与“经学”，在价值判断上相当负面，只是鉴于“经学”在前现代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且影响巨大，故作为史家不能不加以考索。因此，周先生一再强调，读经非现代中国之所需，研究经学史也只是少部分专家的工作，他甚至带有感情地呼吁：“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至于朱先生，其经学史研究更强调政治与经术的关系，他一再申说，中国经学史具有“学随术变”的传统，也即学说要随着统治术起舞。故他对“经学”下了一个较乃师更为严苛且斩钉截铁的定义：“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

在涵泳“经学史”多年后，“经学史”似乎无法再满足邓秉元先生的志趣，他转向“新经学”的研究。那么，“经学”究竟有哪些“经学史”无法提供的意义与境界呢？通过《孟子章句讲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我们或能窥见其中三昧。

从史的线索来看，“经”的崇高地位并非“生而如此”，若依章太炎说，“经”本是早期典籍之泛称，后来才慢慢固定为“五经”或“六经”；若依章学诚说，六经乃“先王之政典”，先王通过“言公”的方式，不“离事而言理”地将“学于众人”之所得通过史官凝结成文字。总之，最初的“五经”或“六经”，既不同于亚伯拉罕系宗教之神启，亦不同于佛典之回忆结集，乃早期文明之累积。至于从“六经”到“十三经”，更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孟子》本为“诸子”之一，本居目录中的“诸子略”及“子部”，到了宋代才随着“经宋学”的展开升格为“经”。对“孟子升格运动”的探究，正是“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从周予同到朱维铮再到朱氏弟子徐洪兴，三代师徒在这一论题上不断深耕。循此线索，我们就容易平视《孟子》。

但若立足于“经学”的立场，《孟子》之所以能在众多先秦子书中脱颖而出，甚至战胜了影响力曾经更大的《荀子》而跻身“经”之行列，并不纯由后人建构，更非统治术与权力能够左右其命运，而是自有内蕴，且与其他“经”有相通之处。《孟子章句讲疏》便致力于抉发《孟子》的这一面向。因此，《讲疏》虽依古人注疏体例而成，但重心并不在注音与训诂，而在每一章之后的“讲疏”。“讲疏”的精要有二：一方面，“讲疏”极得经学体统，注重贯通群经；另一方面，“讲疏”富于现代学术精神，旁征今人研究。如《孟子》开篇即言“义利之辨”，邓氏则作一大胆判断，谓此“实本大《易》而发”，进而以“天人”判“仁义”，《讲疏》云：“天人相分，斯有仁义之别。即其本体言，仁为体而义为用；即其流行言，义为体而仁为用。”分判至此，作者意犹未尽，又将“仁义”与“元亨利贞”及“五常”勾连：“盖仁之统体者，《易》之贞也；仁之分位者，《易》之元也；义之统体者，《易》之亨也；义之分位者，《易》之利也。元亨利贞乃易道之四时，相应于五常，则仁义礼信。”

这样一种看似突兀却又颇有滋味的联系，全书在在皆是。从实证或“经学史”的立场来看，如此勾连，实在无稽。但“经学”之不同于“经学史”者，就在于承认“经”的崇高地位。故不论是汉唐儒还是宋明儒，他们在注经时都在努力维护乃至营造各部经书之间的统一，故“经学”必具系统性。

过去的“经学史家”早已留意到这一点，上文引用周予同先生的话，便将“读经”类比于教徒之读《圣经》。而“经学史家”们的诸多努力，也在于通过史的梳理，洗去“经”的宗教气味。

然而，对具备系统性的真理的诉求，同样是人类心灵之必须。故而《讲疏》乃是将作者所体悟到的真理，以《孟子》为范例呈现展开。不过，作者并非完全回到“经学”，他所倡者乃“新经学”。“新”在哪里？就表面而言，新在吸收了现代学术的大量成果，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典文学的成果。就深层而言，“新经学”之新，在于倡导者不再尝试借助外在的权力推行乃至垄断他对真理的理解，而是通过“以理服人”与“情感唤起”的方式召唤读者的认同。

这样一种努力，不能不让今日习惯了论著体式的学院中人感到惊讶与佩服。虽然《孟子章句讲疏》只疏通了小半部《孟子》，但后续的篇章已陆续登载于邓氏主编的《新经学》杂志上，我们期盼，一部完整的《孟子章句讲疏》，能尽快出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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