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末，法国最负盛名的思想评论杂志《争鸣》（Le Débat）宣布停刊。创办于1980年的《争鸣》是伽利玛出版社旗下杂志，议题偏重政治与文学，但核心使命是非常法国式的思考——即社会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创刊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是研究法国文化记忆的历史学家，后来荣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早期撰稿人中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争鸣》曾经在法国左翼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创刊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是一位“天才的编辑”——他负责福柯在伽利玛的作品

近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发表评论，说法国各界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份杂志是在从美国“进口”来的更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大潮下，逐渐不支的。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式的“社会正义”政治是一种恶变。去年春天，乔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美国各地的抗议和骚乱导致雕像和其他公共象征被大举拆除。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警告说，法国不会效仿。到秋天时，马克龙开始猛烈抨击外国大学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建立在另一种历史之上，不是我们的。”接下来，他特别提到“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2007年，《争鸣》杂志主编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曾提醒说，身份政治关注的不是人民的主权，而是个人的主权——个人权威至高无上。如今，始终拒绝“进口”理论的《争鸣》杂志应声倒下。

不过，安托万·忒内（Antoine Traisnel）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说，马克龙剑指后殖民研究和批判种族理论，保卫所谓法国传统，是为他2022年选战做准备；他说那些历史和传统“不是我们的”，是在否认法国的殖民历史和社会现状。法国一直害怕美国化，也一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这次马克龙的姿态是意在用法国“例外论”唤醒他的极右翼票仓。

这看起来是“理论武器”进出口的倒转。曾经，“法国理论”风靡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前，也就是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人们还可以说美国在智识问题上服从法国。有趣的是，如忒内指出，今天“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正是从早前的“法国理论”发展而来，斯皮瓦克、朱迪斯·巴特勒、霍米·巴巴等等都是基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分析再作阐发。

“法国理论”的“推手”之一，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介绍到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曾经打趣说，他这是“把瘟疫带来美国了”。法语里没有“法国理论”一词，这是一项美国人的发明。

近日，恰有一本吉拉尔的访谈合集《与吉拉尔对话》（Cynthia L. Haven编，Bloomsbury Academic，2020）出版，可以读到当年他对“法国理论”被美国人文学界食洋不化地奉为真理的进一步“吐槽”。例如，如果拉伯雷再世，“会对我们现在的经院哲学”大加取笑，以及：

下一代会想知道，是什么冲动可以让那么多人无休止地写作，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地写出最复杂难解的文章，不仅同他们的生活现实，也同伟大的文学文本断开连接。

他认为，这些现代的经院哲学一直“无耻地寄生于伟大的文学文本之上”。而最让吉拉尔沮丧的是他在学界同仁中观察到的残暴与虚无主义——尽管这是对他著名的“模仿”理论的又一证明。这一理论认为，欲望是模仿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们因为想要同一样东西而产生冲突，也就是说，冲突是因为我们互相雷同。吉拉尔发现，他的同行们代表了一种最奇特的狂热：一种什么都不相信的狂热。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发动最血腥的智识战争，中伤和羞辱他人，甚至毁掉他们的事业：

当人们真正相信某种比学术界更大的真理时，他们就不会像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那样狂热地追求学术上的成功……当前的虚无主义非但没让人变得更放松、更大度，反而让学术生活变得更加艰苦，也没有过去那么富有同情心。

吉拉尔不是那种“孤独的思想者”，他喜欢“与人合作解决问题”，常在发表正式观点之前先进行“内测”，邀请谈话伙伴提出质疑。编者说，阅读吉拉尔多年来的对话，犹如看他在暗房中慢慢显影。

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吉拉尔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近四十年，平素举止优雅而严肃，也正因此，他拿刺儿蜇起人来可真是要命：“看看学术界，那一大群像羊一样的个人主义者。”他的幽默嘲讽也针对自己，回忆起到美国的头几年，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得到一辆车”。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评价萨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小资产阶级，热衷旅游，是个喜欢过太平日子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