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刘大钧是一位里程碑式人物。他是中国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早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之间架起桥梁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钧所著《上海工业化研究》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作，出版时曾引起重要反响。对于该书的缘起，刘大钧在“自序”中写道：

上海工业化研究开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当时著者因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研究干事，向该会募得捐款，委托中国经济学社担任其事。学社推选九人，成立研究委员会，而使著者为主任委员，与其他五机关合作，将上海华商工厂作一详细调查，曾于二十二年（1933）七月出版初步报告及上海缫丝业特别报告各一册皆英文。嗣欲另捐款，举行第二次调查，适中国统计学社亦愿参加，遂与中国经济学社合设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由统计学社加推研究委员数人，成立两社合组之委员会，而以著者为委员长兼研究所所长。二十二年（1933）乃向中山文化教育馆及政府机关商洽，获得现款之协助，而完成第二次之调查焉。本书系根据两次调查，及数年研究之所得，一面由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以英文发表，一面则用中山文化教育馆丛书名义，将此册由商务书馆代为出版。

可见，刘大钧在动笔之前，已经在申请资助、组织团队、调查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一位成功的现代学者来说，各种能力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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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著首先以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为题，于1936年出版英文本，四年后（1940）中文本问世，内容和英文本基本相同。作为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的权威著作，两书出版后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参考引用，影响深远。2015年双双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刘著英文本刚一问世，就好评如潮。1940年中文本在末尾专门开列了“本书英文本之书评”八则。第一则来自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中外工商界应阅读此书，因其内容极为丰富，可使彼辈明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之趋势也。”英文《大美晚报》的评论认为：“著者对于上海贡献极大。此书可为上海工业界计划改进之唯一根据。”中文报刊的书评同样充满了赞美之词。

众口一词说好或说坏的情况固然存在，但并不多见，特别是对于新生事物。最近我偶然发现一篇英文书评，对于刘著大加攻击，甚至可以说是恶评，对此刘大钧还很快给予了回应。这一来一往的交锋，此前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值得做一番介绍。

书评的作者姓曹，他首先表示刘著值得欢迎，因为“全面讨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特别是上海工业化问题的英文著作此前难得一见”。但这开头的恭维显然只是虚晃一枪的客套，此后的文字中就再难找到正面的评价了。除了一些细节问题，曹姓作者认为刘著存在三大问题。

一、篇幅不平衡：“该书的后半部分是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些关于上海工业的数据此前很少被集中在一起，颇为有用。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布局显然不平衡，前面正文只有186页，而后面图表则占了280页。”而且，“这些数据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没有什么稀奇，都是可以获取的”。

二、署名问题：“从作者自序可以看出，该书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自序’写道：‘两次调查皆由张君宗弼协助著者，担任计划、指导等工作，而担任实地调查者则有郭君锡昆、吴君德麟及本所与合作机关之调查员共三十余人。’所以，将该书的作者写成一个人是错误的。说该书由刘大钧主编（edit）或编著（compile）应该更为合适。”

三、全书无明确结论：“工业调查不只包括资金投入、雇佣工人数、锭子、机器等的数量，这些是次要问题。一个研究者应该做得更深入，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他应该给出所有的理由，如果能建立一个理论就更好了。”总之，在曹看来，这是一本由多人合作进行调查，然后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后形成的编著。

对于这样的评价，刘大钧当然无法接受。他在反驳文章一开头写道：“作为研究者，笔者自然欢迎有理有据的批评，因为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但曹先生的评论有失公允，所以必须要回应。”曹指出的三大问题中，署名显然最为关键，刘首先给予了正本清源的答复：“本书是一份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曹先生对此显然不明就里，所以指责我不应该作为全书的作者，而只是一个编者。研究报告的基础是收集大量的原始数据，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来完成。同样，也从来没有人把收集数据、计算数据的助手称为一份报告的作者（writer）。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承担的工作是安排调查的开展、指导数据的计算，以及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这不只是名分的问题，更是责任所在。如果只署名‘编者’，那是在逃避我的责任。因为本书中的所有分析、解释和结论都是我做出的，而不是我的助手或同事。”对于各种数据的来源，刘也严正地指出，除了利用上海市社会局1928年、1929年、1934年已经公布的资料之外，1931年、1933年的调查数据“是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也只为本书所使用”。这就反驳了曹的谬论，认为这些数据任何研究者都可以获取。对于问题三，刘同样给予回击：“曹先生批评我没有给出数据背后的理由，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我怀疑他是否通读过本书，除了翻了翻书后的表格，算了算它们占据了多少篇幅。哪怕只是大致翻一下，也会发现本书第八章就是《结论》，对于前文的数据和事实都做出了解释。从整本书中随意挑几个段落来吹毛求疵，当然比阅读全文要容易得多。”

从刘的答复来看，曹并没有细读全书，而评论则明显带有恶意。对于这样的来者不善，刘的言辞相当犀利，有时甚至尖刻，比如在一处使用了“比一钱不值还要糟糕（worse than worthless）”这样的字眼。

自从1915年底留美归国，刘大钧一直是经济学界最活跃的学者，尤其以运用统计方法著称。他曾反复指出：“各国重要统计，都已搜集多年，所以能做到精心的统计学研究。我国连土地、人口两种根本统计尚且不完备，何能谈到高深的问题。我国现在所需的，是统计学中所需要的原始材料。”（《世界统计名人传记·刘大钧》）正是凭借先进的方法和可靠的数据，刘大钧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此前的中英文著作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中国之工业与金融》，1927）、《我国佃农经济状况》（1929）、《外人在华投资统计》（1932）等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我国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刘大钧一向为人谦和，但士可杀不可辱，面对曹的恶评和赤裸裸的羞辱，他也只能反唇相讥了。

曹、刘的文章发表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二十一卷一、二期（1937年4月、7月）。该《学报》1916年创刊于北京，终刊于1941年，前后持续二十五年，共出版二十四卷，是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学术季刊。所发文章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也有一小部分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学报》设有专门的书评栏目，对国内外最新出版的英文（间或也有中文）著作进行评论。但在前后两期连续发表书评和回应的情况却很少见。虽然不少书评言辞犀利，不像时下很多书评和风细雨、以表扬为主，但作者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观点也有理有据，至少自圆其说。曹文那样的恶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我的专业不是经济学，但最近翻阅这份《学报》时被曹、刘之争吸引，于是把《上海工业化研究》找来浏览一过。看完之后，我对于曹的意见也是难以认同。

刘著不仅有《结论》（第八章），而且前面的七章，在列举、排比各种数据的同时也不乏评论。比如第二章把上海工业发展分为七个时期（军用工业时期、商品工业时期、外人兴业时期、政府提倡时期、民营进展时期、官民合作力求进展时期、衰落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贡献。在分析民营进展时期的机遇时刘大钧写道：“民国三年欧战爆发，欧美商品来源断绝，翌年日货又以二十一条之要求而受国人之抵制，因此国内市场几为华商所独占。迨战事告终，欧美经济极度衰落，非特不能运销其产品于远东，且有多量日货运往欧洲，因此中国市场更少洋货之竞争。民国八年，五四学生运动打倒安福系，复引起抵制日货，又使日货不能立足于中国市场。此等情形均予我国工业发展以莫大机会。是时新厂设立者日有所闻。”又如分析上海小规模工业发展的动力因素：“上海电力供给充足，而价亦低廉，故应用电力之工业居大多数，此亦足以促进小规模之工厂。盖购买原动力机器，成本当然较高；小规模工厂如仅购买少数马达，租用电力，从事制造，自较为经济。且所有机器未必全开，在使用一部分之时，所费动力亦可随之减少，此与工厂方面便利甚多。故上海工厂适用电力占全数原动力之大部分。在1931年所用动力马力总数为158,389马力，而其中90,214马力系租用电力，约占60%。在1933年，原动力总数为179,077马力，而其中108,782马力为租用之电力，亦合60%左右。此可见上海应用电力之普遍，与小规模工业所以发展之故。”（第四章）应该说，这些分析都很中肯、很精彩。而且无论是细小的数字，还是宏大的背景，刘大钧在说明问题时都能运用自如，显示了淳厚的学术功力。

对于书后纷繁复杂的数据表格，我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深知它们的价值。如果完全让一个人来做，确实勉为其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可以分工协作的。另外前人的成果也可以充分利用。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棉纺织业，上海又是最大的中心，所以刘大钧在撰写《上海工业化研究》时就重点参考了方显廷的名著《中国之棉纺织业》（1934）。方是民国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留美归国经济学家，曾长期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和刘大钧一样，他在原始经济数据的收集和统计方面用力甚勤，但他同样不是单打独斗，这只要看他为《中国之棉纺织业》所写的“序”就明白了：“此项调查之进行，系由王恒智、杭蕴章、李省三、权裕源、王社五、王铨、尚端良诸君负责。同时承天津裕源、恒源、华新、北洋诸纱厂，予以调查之便利，所得赞助之处甚多。书中计算工作，多赖胡毓鼎、林成栋、李晋元三君之力；图表之绘制，则出诸严子祥、胡元璋二君之手，而吴大业君指导之力居多。关于天津诸纱厂账目之分析，多承本校商学院前会计系教授姚仲年、连铸九二先生之助。”如果按照曹的逻辑，方显廷也只能作为这本书的“编者”了。其实，手边这么好的一则材料，刘大钧在反驳曹关于署名问题时完全可以一用。

如果一定要为《上海工业化研究》找一个合著者的话，那只有吴泽霖勉强够格。在“自序”中刘大钧写道：“本书文字，除著者自撰外，其第七章关于社会影响者系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泽霖先生主稿。”这一章是全书最短也是最次要的部分，但我读来却津津有味。其中分析上海工业化与人口、家庭、住房、社会流动的关系虽然言简意赅，但很有启发。比如关于男女比例，当时上海在中国六大都市（其他为天津、北平、广州、汉口、南京）中最为均衡，吴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各项工业中以纺织业为最重要，而此项工业大都雇佣女工，竟达115,333人（女性童工尚不在内），而男工反仅有75,693人。”这一下子让我对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彻底改变了只要一说工人，就是男性占主导的刻板印象。另外，关于社会流动，吴写道：“乡野佃夫，村镇小贾，插足上海后，不数年一跃而为富家翁或工商界要人，在上海发展初期中，实不遑举例。至于父母目不识丁，或知识浅陋，而子女则学业深造从事于自由职业者，则为数更多，中小学教师、教会工作人员、银行公司职员、电影明星等人物，实不少具有此种来历。”显然，当时上海各阶级的利益还没有固化，充满了各种上升的渠道，这正是“魔都”的活力和吸引力所在。

刘大钧在回应文章中也提到了吴泽霖，“考虑到其他章节所投入的巨大工作量，和这一章相比，我相信吴先生不会要求作为本书的合著者（co-author）。”这个解释应该说合情合理，完全可以接受。

曹的全名是曹励恒，他的书评写作地点只交代了南京，我猜测他很可能在国民政府工作。另外他出版过一部英文《中国城市》（Chinese Cities: A Geographical Reader, 1931），此外我能找到的信息就几乎没有了，期待专家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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