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
      
甲申夏末 六首
      
五鼓敲残露薄曦，匆匆推枕起寻衣，渐闻啼鸟弄晴晖。汲罢井华僵指活，烧明冷灶倦眸眵，营门吹角报升旗。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信知菰笋最清肠。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送肉羹香。

十号才能几日过，频翻挂历待如何，纵教发放也无多。寄卖行前低问询，旧书摊畔再巡逻，近来交易有成么？

双袖龙钟上讲台，腰宽肩阔领如崖，旧时原是趁身裁。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羡它终日口常开。

课罢归来喘未纾，襁雏蹀躞扫庭除，添薪落叶也都疏。脱粟饭成儿女乐，涤盘水竭病妻呼，一灯先课大儿书。

骤雨惊传屋下泉，短檠持向伞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半只烧剩什邡烟。
      
这六首词是1944年夏末，父亲在四川嘉定（即乐山）写下的。它真实地描述了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中我们家贫病交加的困境。当时大哥定机11岁，大姐定杜7岁，我5岁，定朴3岁，定桓不到周岁。父亲虽是武汉大学教授，但薪金微薄，“纵教发放也无多”。微薄的薪金要赡养奶奶，接济三个叔叔读书，还要养活自己的七口之家，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他虽尽力多处兼职，除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特约研究员外，还兼任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授、全华化学工业公司技术顾问，却仍入不敷出。为节省开支，家里总买最便宜的糙米，糠粰和稗子很多，做饭前需先用簸箕使劲地簸扬，使糠粰、稗子、沙石等分离出来，捡干净后煮出的饭才能吃。繁重的家务和严重缺乏营养，令母亲的身体一直很虚弱。“病妻扬米倦凭筐”，饱含着父亲的自责和对母亲的痛惜。定桓1943年出世后，父亲还硬是每餐少吃一碗饭，“室静自闻肠辘辘”就成了常态，可这又能省出多少钱呢？
      
为生活所迫，在昆明同济大学和乐山武汉大学当教授时，父亲都曾尝试卖出自己的书法作品以贴补家用。那时年幼的我，对父亲卖出过多少，卖给了什么人，不可能了解。1995年我退休后，四处搜集为父亲写传记的素材时，也曾希望能意外地发现他当年卖出的书法作品，均一无所获。
      
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了解他并欣赏他书法的大多是大学教师，他们生活都十分困窘，对父亲也爱莫能助。而另一方面以父亲做人的原则，也不肯将自己的书法随便卖给自己不了解的人。大哥跟我讲过：一次，有人买了父亲写的一副对联，想请父亲为对联题款。父亲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不知此人的为人和底细，婉拒题款后将对联收回，把钱退还对方。
      
父亲尽管十分清贫，却始终洁身自爱，绝不趋炎附势。武大在乐山时，当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算是中央驻军。处长韩文源不过是一个师长，但因是中央军在乐山的最高长官，飞扬跋扈，不少地方官绅都讨好巴结他，就连武汉大学的一些“学人”也以结识他为荣。父亲十分鄙薄这些人和事，羞于为伍。韩为了装点门面，拟在武汉大学特聘20位教授当顾问，每月发给津贴若干，我父亲也在名单中。父亲断然拒绝。韩听说父亲篆刻的印章从设计到刀法均颇有功力，让人转告为他篆刻几枚名章，父亲坚拒。对方让人传话威逼，父亲拍案而起，将刻刀扔进字纸篓，誓言今后绝不再作篆刻之事。
      
令人惊喜的是，父亲去世近五十年后，我却意外地见到了父亲1944年卖出的一副集吴梦窗词句篆字对联：
      
蛛丝暗锁红楼，凭谁为唱旧时金缕；细草静摇春碧，燕子来飞故苑年光。
      

上联“蛛丝暗锁红楼”句集自吴文英《荔枝香近·七夕》，“凭谁为唱旧时金缕”句集自《绛都春·余往来清华池馆六年赋咏屡矣感昔伤今益不堪怀乃复作此解》；下联 “细草静摇春碧” 句集自《瑞鹤仙·饯郎纠曹之岩陵》，“燕子来飞故苑年光”集自《应天长·夷则商吴门元夕》。这副对联的篆字灵动而秀丽，题款为“子南先生大方家教正 三十三年夏中写新集梦窗词句”。
      
然而，这位子南先生究竟何许人，我却毫无线索。当时的武大没有名叫“子南”的教授；对联原来的持有者只能说出这是爷爷李扶忠留下的。有位“子楠”，是李爷爷的朋友，他们都是贵州人。不过，另有四幅条屏，题款为 “甲申秋 子楠十二兄姻年先生正宜甫弟周询 时年七十四”。周询字宜甫，贵州麻阳县人，前清举人，民国时著名金融家、实业家、书法家，曾先后任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及重庆分行经理，巴蜀中学校董。“甲申秋”即1944年秋，与我父亲写的篆字对联几乎同时。从题款看，子楠与周询关系密切，是姻亲。
      
“子南” “子楠”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又是什么身份？侄儿克炘考虑到，1944年爷爷正在范旭东先生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兼职，如顺着这条线索跟踪，也许能有所发现。果然，他在《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一书中查到：董浩云1929年入职新成立的天津航业公司，当时范旭东是这家公司的监事，另一名监事正是杨子楠。在《船王董浩云在天津》一书中，也有杨子楠参与盐运合同谈判、签订等事宜的记载，则 “子南” “子楠”应即是杨子楠，他与范旭东先生在事业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旭东生于1883年，年长父亲二十余岁，是父亲的前辈。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在天津兴办实业。为了和当时独占中国硫酸铵市场的英国卜内门所支持的研究机构抗争，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范先生1922年出资10余万银元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化学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移到四川开办自贡久大自流井盐厂，在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市，范先生在此建厂后命名为新塘沽）开办永利川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至五通桥。父亲抗战初期在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1941年8月追随恩师张珽（字镜澄）教授去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也来到四川乐山。1943年春，范先生聘父亲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做特约研究员，做植物营养方面的研究并培养科研人才。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先生积劳成疾，在重庆病逝。父亲与范先生相识、相知仅两年多，但他的人生却因此发出了更夺目的光彩。
      
在《生命新观》序言中，父亲写道：
      
三十二年（1943年）五月，在新塘沽第一次见到范旭东先生。范先生觉得应当有一本中文书，写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来，而且提示说我应当尽这一点责任。范先生的话，上半我绝对赞成：这本书的确很需要。下半，我无从反对：这本书现在却并没有。有一句自谦之词，道是“抛砖引玉”；目前真正的生物学者，既然还没有拿出玉来，像我这样一个从事生物科学的人，走出来抛一两块碎砖头，既无损于学术的尊严，也无身份受伤之虑，正是“义不容辞”。所困难的，我虽在从事生物科学，寻常也尽有着一些偏见，但自己尚无一点够得上称为“人生观”的见识，因此，总想抛砖，也苦于无砖在手。结果回答范先生：“回学校去努力尝试尝试，不敢说定能否交卷。”……
      
父亲深思熟虑后，确定了该书的主题：“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是连续和谐的变化。”他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视角引导人们认识大千世界中各种生命现象，把人生看作生命一角。他反复告诫人们：人类在利用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时必须敬畏大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能使生命连续不断地发展。《生命新观》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陆续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企业内部刊物《海王》发表；1944年11月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62年12月台北世界书局重新出版；2019年7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又以《石声汉逸书两种》为书名，将《生命新观》与父亲1928年在中山大学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西大瑶山采集日程》合集出版。
      
当年董作宾先生读后，用甲骨文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父亲：“生命别自有新观，惟多识虫鱼鸟兽草木；文笔足以传旧事，乃纵言中外上下古今。”他去台湾后曾以《生物学家的人生观》为题撰文推荐这部书：“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人文学考古学中甲骨学的人，看到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者，能用中国文字写出这种伟大的著作来，而且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以浅近的语言，说明生物科学的专门学问，很是难得。……在一个自然科学常识缺乏的我，真是视同瑰宝，一直深深地藏在行箧，舍不得遗失。”
      
在《生命新观》中，父亲引用了《列子·天瑞篇》中的一段话阐述自己的生命观。1945年父亲特地选了上好的宣纸，将这段话抄录成条幅，装裱后与《生命新观》一起寄给友人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李约瑟一直将它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书则放置在身后的书架上。他逝世后，李约瑟研究所将条幅带到台湾重新装裱，作为特藏保存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生命新观》也珍藏馆内。

1945年12月20日的《海王》杂志刊登了我父亲撰写的《悼范旭东先生》。文中除盛赞范先生振兴民族工业的丰功伟绩外，更追忆了范旭东先生对自己的关爱、教育和激励。他深情地写道：
      
余生也晚，早岁糊口四方，徒耳先生之名，未得一亲馨欬。泊三十二年春末，终幸获于新塘沽谒见；数语之下，即以写生物学人生观为嘱，戒毋摛艳擿华，自安于绮语遯世。后此数四拜聆提命，恒以蒲柳衰飒为念，必令加餐好自珍摄。既惭见道过迟过浅，比得棒喝一言，迺悟天人大德。积晷操觚，为《生命新观》三篇报命。去冬杀青，先生适以国事旅居海外，未遑悉承指诲。今夏传语灌灌，慰奖甚多。方期国士相知，当以国士见报，不意人事淹滞，遂伤永诀。闻耗彷徨，不徒私衷哀怛；为国家民族学术着念，亦皆悲不可胜。……
      
父亲对范旭东先生有如此真挚深厚的感情，如果与范先生共事的杨子楠在范先生处见到父亲的书法，并托他向父亲索要书法作品，范先生定会欣然转告，父亲也定会慨然应允。从当时情况和已有线索分析，这副对联应是父亲卖给杨子楠的，而不是送给他的。仔细研究一下对联题款，“子南先生大方家教正”，写得十分客气，说明父亲与“子南”的关系实际上很生疏。湘潭石氏家族的祖训是“读书上进”，家规只容许子弟选择 “耕、读、幕”三种职业，不许经商。因此，父亲一生都不愿与商人交往。但对范先生所托之事，会尽心尽力去完成，且不会怀疑求字之人的人品。范旭东先生对我父亲当时生活的困境是非常了解的，并且真诚地关心他，设法帮助他。想来范先生会向杨子楠先生讲述我们家生活的困窘，杨子楠就用付润格的方式取走了对联。这样的推理应该合情合理，我也得以了却找到父亲当年卖出的书法作品的心愿。
      
回望1944年三十七岁的父亲写下的一组词、一副对联和一本书，让我见证了父亲在忧患和苦难中不颓丧、不潦倒的精神样貌，再次感受到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体味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