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于冒广生为一时所好，于林纾则是终身托命。与吴汝纶合影的这一段际遇，在二人身世经历中的份量实有不同。】
【在合照的当初，林纾作为“汉文高师”进入吴汝纶的视野，应该跟他在新式学堂中从事古文教学的背景有关。换言之，林纾和严复一样，都被吴汝纶认作是“新而能旧”的人物。那么，反过来，在实际上并不以桐城或湘乡文派自限的林纾那里，吴汝纶的份量又有多重？】
古来文士好交游，兰亭修禊、西园雅集，或载录诗文，或形之图画。清季西洋照相术传入，则又新创“合影”一法。盛事可记，前有丙申秋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孙宝瑄、宋恕等于上海光绘楼戏仿“竹林七贤”之合照；败事有馀，则如光绪末袁世凯PS政敌岑春煊与康、梁合影而倾之的传说。寖假更以合影为炫耀资本、诈骗套路，流风馀韵，至今未沬。近翻民初天津《北洋画报》，得吴汝纶、林纾、冒广生三人合影一帧，时人艳称为“海内三古文家”，虽不若前述两合影之惊心动魄，却有关近代“古文”风尚流变，故不嫌细琐，略作抉发。
《北洋画报》上的林纾（左）、冒广生（中）、吴汝纶合影
1929年9月3日《北洋画报》第二版刊出《近代三文学家遗像》（如图），题下注云：“林琴南（中）壮年时与吴挚甫、冒瓯隐合影”。细审照片，则吴汝纶（挚甫，1840—1903）危坐于右，扶案作远视状；林纾（琴南，1852—1924）持扇伴坐于左，冒广生（鹤生，1873—1959）居中后立，二人视线正对前方。画报编者或许被照片上方“桐城吴汝纶挚甫、闽林纾琴南、如皋冒广生瓯隐合照”的题字误导，把年辈顺序当成照相方位，遂错注居中者为林纾；称为“遗像”，更将当时还健在的冒广生认作古人。可知画报方面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相当陌生。
按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五（初刊宣统元年《国学萃编》第十九期）述及此照来历，有云：
余与琴南在五城学校共朝夕者五年，知琴南真能治古文，桐城吴挚父亦引为同调。三人者，尝为合象，陈石遗见之，诧曰：“此海内三古文家也。”挚父游日本，为书与琴南，以曾文正《古文四象》属琴南与余校勘，书未达，而挚父旋没。挚父殁后，其家人为刻遗集，琴南与余始得于所刻《尺牍》见之。
所称吴汝纶托林、冒校订《古文四象》之信，即《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所录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与林琴南》一通。但当时二人并未收到。《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述与词话略同，更补出合影时间：“时吴年六十三岁，林年五十一岁，先生年三十岁”，则应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此条下，年谱编者冒怀苏有一脚注，说明合影去向：“此照片至1959年以前，笔者曾亲眼看过，色呈棕黄，尺寸相当大三十二开。……（后）下落不明。”
《小三吾亭词话》记陈衍（石遗，1856—1937）见此合影，并称吴、林、冒为“海内三古文家”，未免有点夸张。其时林纾、冒广生不过是流寓京城屡试不售的举人，均在五城中学堂担任教习。而吴汝纶则为名满天下的“曾门四弟子”之一，庚子年末应旧日幕主李鸿章之招入京协助议和，辛、壬之际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拜请而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旋加五品卿衔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无论年辈、官品还是文名，合影之时的吴汝纶均远逾林、冒之上，如何能相提并论？陈衍晚年曾讥斥林、冒二人学问空疏（见钱锺书记录《石语》），则其所谓“三古文家”，或一时徇人狡狯语，亦未可知。
不过，若追索此帧合影背后冒、林二人与吴汝纶往来的始末，则冒氏认取陈衍“三古文家”之目，虽难免援引标榜之讥，却也并非毫无根据。
凭借“祥符（周星诒）外孙、叔庸（黄绍第）佳婿、巢民佚民（冒襄）之苗裔”的家世与人脉，冒广生少年时已“专心并力作名士”，遍交南北名流。他与古文家吴汝纶的缘分，尚可追溯到其外伯祖周星誉（叔畇，1822—1884）。周氏为同治四年（1865）乙丑会试同考官，吴汝纶即此科进士，早有师生之谊。而吴、冒二人直接联络，则始于冒氏外祖周星诒（季贶，1833—1904）的一桩积案。
大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秋间，经由另一桐城学者萧穆（敬孚，1834—1904）转寄，吴汝纶收到了冒广生为外家周星誉、星诒等兄弟五人编辑的《五周先生集》；披读之下，感怆师友，旋即致书周星诒，信尾提及“老叔挂冠，似是丁雨生所齮龁，亦不得其详，并求惠示”（丁酉七月十七日《与周季贶》）。光绪初，周星诒为福建建宁知府，购得福州陈氏带经堂旧藏，中有孙星衍、严可均手校明临宋本《北堂书钞》，最可珍宝。按照冒广生日后的追述，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雨生，1823—1882）亦好藏书，向周索取《北堂书钞》不得，便借口周在知府任上浮价购置“蚊船”（小型兵舰），将之革职羁留，限期赔偿亏损。是即吴信中所谓“挂冠”事。这桩积案不仅令周星诒赔尽珍藏书籍，更使他终身辗转苏、闽之间，晚年不胜其苦。吴汝纶既在信中问及此事，更通过与周家有深交的萧穆向冒广生致意，“念师门之谊，欲为援手”（见《小三吾亭文甲集·与吴挚甫先生书》）。吴汝纶与冒广生的往还，应始于此时。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吴汝纶调动其游幕数十年的官场人脉，接连致信山西巡抚胡聘之（与吴氏同为周星誉乙丑会试门生）、福建布政使季邦桢、福建按察使李兴锐，为周星诒亏累案关说。三信均收入吴氏尺牍，笔法大致相同：即以冒广生辑《五周先生集》为介，援引早年凭诗稿四册说动曾国藩平反冤狱的经验，“欲再邀曾文正之惠”，极力抬高收信人，写得相当用力。周星诒读后亦深为感动，对冒广生云：“挚老拳拳高谊，上追北海，读其后幅，为之泪落。”（《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是年八月廿六日，吴汝纶托侄婿廉泉致信冒广生，告知已得李兴锐（信中作“前臬台”，因李此时已转任布政使）复书：“言已面商边帅（闽浙总督边宝泉），铁案不可移，爱莫能助”；同时李兴锐又派人到保定，带来口信，说曾建议“报身故”一法，边帅一笑不置可否。吴汝纶认为这是彼此心照可以活动的意思，建议冒广生亲自赴闽相商（《冒广生友朋书札》，第312页；按此信原题“□泉”，当为廉泉。见周录祥《〈冒广生友朋书札〉函作者补考十一则》，《古籍研究》总第66卷）。
庚子乱中，冒广生作《当五君咏》诗，第一首即咏吴汝纶：“冀州当代文章伯，往岁曾通一尺书。云物三年成俯仰，乱离八口定何如……”（《小三吾亭诗》卷二）可知此时二人尚未晤面。次年（1901）冒氏往京师纳赀为刑部郎中，十二月作《小三吾亭文甲集序》，自述文章师承：“二十岁以前喜读明、国朝人文集，彼时懵然未尝知所趋向也。其后读姚先生《古文辞类纂》，乃知所谓桐城家古文。其后读曾文正《圣哲画象记》及《欧阳生文集序》，乃知学所谓桐城家古文……间持其所为者，质之桐城吴挚甫、萧敬孚两先生，两先生不以为非”，则已自纳于“桐城派”门户中。冒氏文字祈向桐城，并不自此始。光绪二十五年（1899）或稍后，周星诒已转述萧穆称道其外孙“代作神道碑一通，谓为不仅近来少年罕有，即桐城老辈，自数大家外，亦自不能胜之云云”（《冒广生友朋书札》，第17页；按：此信有“刚愎公此次南来，搜刮诸利”等语，指己亥间刚毅南下清理财税，故系于此年或稍后）。这本是老宿奖进之语，未必可以当真，却有可能从侧面强化冒广生的“桐城家”认同。当然，冒氏朋交遍天下，间也有不同意见。如与他同随叶衍兰学词的潘飞声，作诗题冒氏文集，就有“桐城派已视沙尘”之句，暗示冒氏不必自限宗派（见潘飞声《冒鹤亭孝廉寄到所刊小三吾亭文集时适病足不下楼旬日榻上读之快甚率题二首》其一，载1901年2月28日《同文沪报》附张《同文消闲报》）。
光绪二十八年春，冒广生就任京师五城中学堂史地教习，开始与林纾共事五年的生涯。据年谱：“是时……先生始执贽吴挚甫门下，多请业。后以先生所撰《小三吾亭文甲集》一书请点批，吴除圈点之外，有论及桐城义法者，如‘此等小说语不宜入文’‘广生之名应连书，不得称广一字’云云。册后书写‘桐城吴汝纶读过’七字。”这段时间冒广生与吴汝纶频繁接触，受其古文义法，也为自家博得桐城正传之名。或谓其文“格调高雅，义法精深，直摩惜抱（姚鼐）之垒”（《冒广生友朋书札》，第222页），或称“张（裕钊）、吴（汝纶）而后，复见此手，欣佩无既”（同前书，第160页）。京官中同样服膺桐城派的恽毓鼎来书，亦称道其大昌桐城宗旨（第111页）。冒广生还曾将吴汝纶的批改本传示同好，成本璞答书云：“吴氏持论甚严，不少假借，殆古之直谅多闻者欤？此卷可为两宝，宜永存之。”（第154页）这些赞语当然难免恭维客套，但也要冒广生先以“桐城家”自命，旁人才会朝此方向迎合。
要之，陈衍于光、宣之际目冒广生为“古文家”，亦一时京官同僚称颂之常调耳。可惜冒氏性近词曲，终未以古文名世。（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小三吾亭文甲集》：“其实广生之文，未足名家。虽欲附庸桐城，不可得也。”）但他以名家子趋奉桐城后尘，既有吴汝纶、萧穆之前缘，亦可旁证清末最后十数年桐城文再兴的风气。后一点，在出身卑微而功名同样不顺的林纾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古文于冒广生为一时所好，于林纾则是终身托命。与吴汝纶合影的这一段际遇，在二人身世经历中的份量实有不同。清末民初，林纾得与姚永概、永朴兄弟、马其昶、吴闿生等桐城嫡系接近，在《送姚叔节归桐城序》《赠马通伯先生序》《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等文字中，每每援引辛、壬之际与吴汝纶往来的事实，并及吴氏对其古文的称道之语，“晤吴挚甫”已成为民国后林纾自证其古文能力的重要凭据。
其实，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林译《十字军英雄记》所作的序文中，陈希彭即已声张“向者，桐城吴挚甫先生与吾师畏庐先生相见于京师，论古文经日，桐城叹息以为绝业将坠，吾师亦戚戚然忧，故其招生徒，恒令取径于《左氏传》及马之《史》、班之《书》、昌黎之文……”林纾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国文，所编《春觉斋论文》更是一再点及吴氏，称之为“亡友”。林纾师弟反复“援吴汝纶言以为重”，不久便招来质疑。庚戌年《学林》第二期刊出章太炎《与人论文书》云：“汝纶既殁，其言有无不可知。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缪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民国间汪辟疆也曾表示怀疑：“吴卒于光绪癸卯，其时林纾尚未以古文见称于时，人死无对证，亦姑妄听之耳。”（《光宣诗坛点将录》附注）
然而，从今存吴汝纶方面的材料来看，吴氏生前确曾赞誉林纾；相关记载见于其身后分类刻出的日记，当非一时“奖饰之言”：
伊藤问汉文高师，告以林琴南孝廉纾。（辛丑十二月十二日）
阅林琴南孝廉文，多可喜者，宜时贤共推能手者。（壬寅正月八日）
后来朱羲胄编《贞文先生学行记》，曾摘录这两条日记，却删去日期，且下注云：“所谓伊藤者，日本明治朝宰相伊藤博文也”，实属画蛇添足。吴汝纶会晤伊藤博文，在其渡日期间的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见日记及当日《与张尚书（百熙）》书）。辛丑十二月十二日即1902年1月21日，其时伊藤博文尚在访欧途中，两天后才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乘船返程（详《伊藤博文年谱》，春亩公追颂会1942年版，第283页），安得与远在北京的吴汝纶相见？吴氏日记“教育类”中尚有辛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伊藤来谈教育之法”等记载。考辛丑七月十二日，吴汝纶致信直隶布政使周馥，为参与创立京城警察学堂的日本教习伊藤俊三谋事，提及曾“数与伊藤接谈”；是年二月，吴汝纶与廉泉、中岛裁之创建北京东文学社，伊藤俊三曾“为学社一切，极力斡旋”，并“入社”从事（见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山田英二1908年1月私印本，第19、36、54页）。则吴氏日记中所称“伊藤”，应即为伊藤俊三之流当时在京城学堂任教的日本教习。
今人多于桐城古文或曾门弟子的脉络中记取吴汝纶的名字，实则戊戌以后吴氏可称为华北代表性的新学家。其对林纾的称赞，在古文标准之外，更要结合他操办新式教育的语境。所谓“汉文高师”，泛指在新学堂教授中国旧学的良师。北京东文学社创设之初，在用日语教授新学之外，还计划有“汉文学（四书五经）”“汉文策论”等科目（见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第4—5页所载章程），则“伊藤”也有可能是在打探此方面师资。林纾早年任教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二者均为中西合璧的改良书院，林氏在其间“讲《毛诗》、《史记》，授诸生古文”，当颇能体会新学环境中传授中国旧学的甘苦。光绪二十七年秋间，林纾得其同乡顺天府尹陈璧（玉苍，1852—1928）援引入京，先就金台书院讲席，继而五城中学堂创立，又被聘为“汉文总教习”。陈璧在奏设五城中学堂摺中称赞林纾“于中外政治学术源流，皆能贯彻，在福州主讲苍霞学舍，在杭州主讲东文学舍（？）多年，力辟邪说，感化尤多”（《望嵓堂奏稿》卷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高官心目中一个“汉文高师”应有的素养。
在新学家兼古文家吴汝纶的暮年，会从哪些地方发现林纾的长处呢？“古文”固然是一个方面，林纾早岁由归有光而上溯《左》《史》笔法，又不薄六朝文字，“长于叙悲，巧曲哀梗”，已在圈内小有名气（“时贤共推”）。不过这几年中声名鹊起，更是拜其与人合译西洋小说之赐，严复诗所谓“可怜一部茶花女，销尽支那荡子魂”是也。学者早已指出林纾译小说与写古文是两种状态、两副笔墨（参见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清末五小说家》及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在林氏自己，也特别注意区分小说笔法之“佻”与《左》《史》以下古文叙事之“重”（宣统元年《中学国文读本·元明文》“书博鸡者事”篇眉批及《左传撷华》“声伯之母”篇评）。不过，在有意识区别的同时，林氏仍时时流露沟通西洋小说与古文笔法的努力。辛丑年末与吴汝纶会面前夕，林纾与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蒇事，“例言”有云：“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其以古文义法引中国士大夫入西学彀中的用心，实与不久以前吴汝纶为严复删润《天演论》的思路接近（参见吴氏《天演论序》及己亥二月二十三日《答严幾道》）。诚然，从桐城古文的立场上来看，说部是“不足与于文学之事”的；但世易时移，壬寅以后，连吴汝纶门下都搞起了“小说改良会”，宣言要以“文章恢诡之观”表现小说的“机趣”（见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小说改良会叙例》，《经济丛编》第8、29册，1902年7月4日、1903年7月23日）。域外小说在清末得到“西学”光环的加持，虽无当于“雅洁”，却有合于“义法”。
陈希彭称林纾尝与吴汝纶“论古文经日”，当初所论为何？1915年，都门书局重排吴氏《点勘史记》，卷首增添了一篇林纾序文，追记“辛丑入都，晤吴挚甫先生于五城学堂，论《史记》竟日”，接下来讲了三点：一是《大宛列传》归有光评本不划断诸国而融为长篇，前半以张骞为贯穿，后半以宛马为线索，是“融散为整”之法；二是《绛侯周勃世家》略于周勃而详于周亚夫，如西人集高楼而辟公园，是“疏密繁简”之法；三是对照《彭越传》与《高祖本纪》，可知详略互见之例。此类关于《史记》文法的议论，清末时常被林纾引来附会西洋小说技法，如《大宛传》之融散为整法见于《斐洲烟水愁城录序》（1905），《绛侯世家》诸篇详略法见于《洪罕女郎传跋语》（1906）等，以致同时代读者也开始养成“以读《史》、《汉》之法”读林译小说的习惯（见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卧看林译《鬼山狼侠记》”一条）。
上述林纾回忆中与吴汝纶议论《史记》文法的话语，不仅零散见于林氏此前发表的译作序跋，更曾完整地出现在《冒广生友朋书札》所收林纾的一通来函中（第194页）。
林纾致冒广生的这封信，全未提及吴汝纶。其要旨在解说古文“蓄缩”“续断”之法：先说韩愈最能蓄缩内转，又论苏文不省内转，因其“不喜《史记》”，继而引出“史公之文，全与昌黎不同，史公能自出主意”，下面便是《点勘史记》序文中所说的《高祖纪》《周勃传》《大宛传》三例，结论是“若《史记》者真会得续断矣”。不过，在韩愈之下、《史记》之上，信中尚有数句评论清代古文。林纾认定姚鼐《登泰山记》能“拣择精炼”，继而与之对照，论及曾国藩、张裕钊的“因声求气”之说：
曾文正主定“因声求气”四字诀，张濂亭极尊奉之，时时漏出犷悍之气，亦未必如所谓“不得不行”也。
桐城古文“声气”之论发自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方东树等各有论述。至曾国藩始以讽诵实践大昌其说，所谓“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曾氏日记）；而将之提炼为“因声求气”四字，则是曾氏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二人在光绪十二年（1886）往复论文的成果（见吴汝纶《尺牍》卷一《答张廉卿》、张裕钊论学书札《与吴汝纶》及《濂亭文集》卷四《答吴至父书》）。林纾认为“因声求气”之说定自曾国藩，到了张裕钊那里便露出“犷悍”之弊，对此不无微词，却回避了吴汝纶在其中的作用。
笔者尚未能考定这封信札的具体时间，但翻检光、宣之际林纾在大学堂所撰各种古文讲义、评注、教科书，往往能看到他明里暗里反对“因声求气”的议论。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版的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一册“国朝文”中，有姚鼐《答翁学士书》一篇，眉批云：“主气之说，昌黎亦恒言之，先生（姚鼐）言意与气相御而为词、声，即从是以发；然而能如是者，仍根诸‘近道’二字而来，后人徒讲声气，无益也”——尚未指明“后人”为谁。但该读本选清代古文十馀家，张裕钊仅入选一篇；在此前后致冒广生的另一信中，林纾明言“濂卿文主因声求气，有时亦近嚣悍，仅选一二篇而已”（《冒广生友朋书札》第197页），则针对张裕钊的意图已十分明确。宣统元年该套读本第六册“唐文”出版，卷首有云：“气之流行于肢体，不可见也。凡所运动，皆气为之，舍肢体而言气，不可。行文若舍意境、法律、理解，但为抗声枵响，是皆谓之气乎？”同时期讲论于京师大学堂的《春觉斋论文》更是直接挑明：“张濂亭先生恒执因声求气之言用以诲人。实则，讲声调者，断不能取古人之声调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性情厚，道理足，书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尔纵笔，自有一种高骞之声调。”大概林纾以为文章行气内要依“道”，外要有“法”，于是提倡“意境、法律、理解”之说。其评点古文或论西洋小说，多属意于开阖、断续、激射、关锁之类的体段笔法，而对曾国藩、张裕钊（实际上也包括吴汝纶）师弟相传的“声气论”有点隔膜。
当然，林纾论古文并非不讲声调（参见《春觉斋论文·声调》），更不是要如激进趋新者那般废止讽诵。他在大学堂批改学生札记，就曾指出铭体文“有声”的特点，但字声必须基于“波折停蓄之态”，如果只在声响上用功，“则声亦近枵”（《畏庐续集·书黄生劄记后》）；又说“专于桐城派文揣摩其声调，虽几无病之境，而亦必无精神气味”（《文微·造作第四》）。林纾晚年指导儿子林琮作文，曾指出只知“造句”不知“行气”，归根到底是“不读之病”，因此布置每天读《过秦论》三篇。具体怎么读？下有一注：“一篇可五六遍，不要高声，默诵亦得。”（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9页）桐城宗师姚鼐尝谓：“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惜抱轩尺牍》卷六）林纾所谓“默诵”，可能还不是与朗诵对立的“默看”（silent reading）；但他所提倡的古文读法，应已有别于曾、张、吴的传统。除了翻译西洋小说的潜移默化，对于辛丑以降长年在京城学堂任教的林纾而言，这种读法的变化或许也跟新式学校的课程体制和教室空间有关。章士钊曾在1907年撰《初等国文典·序例》中指出学堂不同于私塾，其“学课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其国文一科，必不复能如吾辈当年之吟诵者”；学堂教习的著述是讲义、教科书，学生反馈则为札记、课作。如曾国藩那样“声音达十室以外”的高诵朗吟，在新式学校中虽然不无回响（如所谓“黄调”、“唐调”的吟诵），但要在普通学堂五六十人的教室空间和一减再减的国文课时内得到贯彻，毕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
以上旁及林纾对桐城、湘乡一系古文声气论的态度，并不涉及他是否属于所谓“桐城派”的争议。关于后者，学界早有名论，毋庸赘述。话题还是要回到“三古文家”合影上来。在合照的当初，林纾作为“汉文高师”进入吴汝纶的视野，应该跟他在新式学堂中从事古文教学的背景有关。换言之，林纾和严复一样，都被吴汝纶认作是“新而能旧”的人物，是能延续曾国藩以来古文实用化思路，把古文（至少是古文的笔法）运用于西学翻译、学堂教育等新场合的合适人选。那么，反过来，在实际上并不以桐城或湘乡文派自限的林纾那里，吴汝纶的份量又有多重？
一方面，林纾时而标榜与吴汝纶的遇合，不仅借此抬高自家古文名师的身价，更可呼应师出吴门的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人。但在林纾内心，却未必完全认可吴氏所传古文之学，甚至对张、吴共同提倡的因声求气论有所排斥。事实上，这也正是清末民初“二姚一马”所代表古文之学的新趋，钱基博所谓“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馀味曲包”（《现代中国文学史·散文》），说的正是这辈桐城嫡传对于曾国藩以来扩充古文堂庑路线的背离。须知，在吴汝纶身后，其师门已然分裂：居河北的贺涛、吴闿生等主张延续湘乡经世之学，而桐城望族出身的姚永朴、马其昶之流却倾向于收窄“古文”范围，以与学制“文学”一科对接。吴闿生曾借他人之口对“二姚一马”篡改“曾、张及先师推大斯文之途术”表示不满（《北江先生文集》卷七《王古愚遗集序》）。而受“西人归古文于美术”（《书黄生劄记后》）观念影响，早就声明过“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1904年）的林纾，显然更接近姚、马的立场。
在《北洋画报》印出“海内三古文家”合影的左侧，是林纾犹子林华（实馨）寄赠的一幅《畏庐老人林琴南遗画》，同期第三版还刊有《闽县林实馨己巳增例》一则。由此推断，画报登出的合影大概来自林家。两周以后，1929年9月17日出刊的第372期《北洋画报》终于刊发了题为《编者之过也》的更正，同一版还登出林华赠刊的《畏庐老人林琴南晚年遗像》以正视听。一桩阴差阳错的合影公案就此了结。
而若将眼光放大到《北洋画报》的整个版面，看看前后几期，会发现无论“三古文家合像”还是林纾画作、郑孝胥诗卷、陈衍题字……这些光宣老辈心心念念的物件，实是处在“美国影星克拉宝（Clara Bow）女士之河水浴”、“白兰美（Madge Bellamy）之沙舞”乃至“玉人三绝眼眉腰”之类香艳图片的包围中。这固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所说“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的现代景观，也可以说是从林纾这代文家开始，将古文定位为一种“美术”乃至“馀闲”的势所必至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陆胤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