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是英国历史上较为平淡的一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乔治一世在前往汉诺威的路上中风驾崩也是来年才会发生的事情。是年，《格列佛游记》初版，当中以外科医生格列佛为主人公虚构出许多荒诞的情节。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的一场医疗闹剧正在上演。10月10日，《英国周报》刊出一则消息，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从吉尔福德传来一个怪异却已经证实的消息，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共同居住在戈达尔明的一位农妇，月前在当地著名外科医生兼助产士约翰·霍华德的帮助下，顺利产下类似兔子的生物，但没有发现心脏和肺。14天后，同样在霍华德医生的帮助下，该农妇又产下了一只完整的兔子。数天后，她再次产下4只兔子。在接下来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她又经历了第四、第五和第六次生产，每次各产下1只兔子，总共产下9只兔子。这些兔子在产后全部死掉了。霍华德将它们保存在蒸馏酒里，试图向皇家学会作展示。该农妇声称，两个月前，当她在田里耕作时，曾碰到一只兔子，她本想抓住它，却徒劳无获。这使她产生了对兔子的强烈渴望，从而导致她生病，且不幸流产，此后她对兔子更加念念不忘。这位农妇后来又生下了5只兔子，总共14只。

这位叫玛丽·托夫特的农妇成了名人，时人热议怀孕生兔的奇闻。霍华德也专门照料玛丽，在她生完第9只兔子后，把她从戈达尔明接到吉尔福德，还写信给医界名流，邀请他们前来见证。这则消息引起了乔治一世的兴趣，他派外科医生纳萨尼尔·圣安德烈等人调查此事，圣安德烈在长达40页的报告中提出了几点证据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第一、霍华德是一位正直的外科医生，有超过30年的助产经验，专业能力可靠。第二、他曾数次检查过玛丽的身体，发现她存在部分产前征兆，属于右侧输卵管妊娠。第三、其他当事人也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如居住在吉尔福德的伊丽莎白·黑尔莫斯和奥利弗·桑兹。

事情似乎已经相当明朗。戈达尔明的普通农妇玛丽，在霍华德医生帮助下生出类似兔子的生物。但情况很快出现转折。参与调查的西利亚科斯·阿勒斯医生在长达28页的报告中，指出该事件存在的几处疑点。第一，当他要求对玛丽进行诊断时，却被霍华德制止，许诺会另选合适时机。第二，他对玛丽生出的皮毛进行检查，发觉更像是刚从野兔身上脱落下来的。第三，他对玛丽进行诊断时，发现她脉象平缓，不像刚生产过的妇人。第四，在他向玛丽问诊时，都是霍华德在回答，玛丽反而有意遮掩，只字不语。第五，他对玛丽进行临床观察，发现她举止怪异，与正常分娩状态差别甚大。第六，他将玛丽产下的兔子进行解剖，发现散落的部位有遭到人为切割的痕迹，在部分直肠里有排泄物，其中两只兔子的排泄物中，还观察到少量的干草和玉米。

内科医生理查德·曼宁汉姆爵士也前往吉尔福德参与调查，他将自己10天内的见闻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揭开了事件的真相。这本长达38页的日记很快在伦敦出版。当中记载，11月28日，在他初次对玛丽触诊时便觉出怪异，她的腹部柔软，与正常人相似，这绝不像产妇该有的样子。在对她产下的生物进行观察后，曼宁汉姆认定，这绝非人类子宫所能孕育。次日，乔治一世下令，将玛丽带往伦敦，大批贵族和医生在她抵达的当夜，便迫不及待地前去看望。经过数天的临床观察，曼宁汉姆完全确信，玛丽只是通过诸如产前阵痛和抽搐等把戏蒙骗世人。一番周折后，在托马斯·克莱斯爵士的帮助下，他将玛丽监禁起来，不断对其施压，他告诉玛丽，倘若能尽快从实招来，则可以帮忙斡旋，从轻发落，否则将立即处以重罚。

12月7日，玛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为改善生活，她轻信了某个妇人的话，提前将幼兔放入体内，假装自然生产。其他涉案人员也相继坦白。戈达尔明的织工爱德华·科森指证，玛丽的丈夫约书亚曾买下他的2只幼兔，当得知还有1只被处理的死兔时，约书亚表示惋惜，声称即便是死的，用处也和活的一样。理查德·斯特德曼也作证，约书亚跟他购买了2只5周大的兔子，当面将其残忍杀死，还告诉他要守口如瓶。制革匠约翰·斯威塔普乐也坦承，约书亚买下他的2只幼兔，将其带往吉尔福德。据照料玛丽的护士玛丽·科斯顿所言，约书亚从未对妻子的遭遇产生任何同情，也没有请牧师为她祷告，玛丽也没有任何饮食禁忌，几乎每天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咸牛肉，有时还会喝点啤酒和葡萄酒。

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怀孕生兔是一场骗局。玛丽主导了这场医疗闹剧，约书亚到处购买兔子，充当着帮凶的角色。玛丽因欺诈罪被判处监禁，直至1727年4月8日，西敏寺季审法庭才撤销对她的诉讼。她至死都背负着欺世的骂名，在她的堂区死亡记录上赫然写着，“玛丽·托夫特，遗孀，自称怀孕生兔的女骗子，已葬。”在整场医疗闹剧当中，霍华德显然存在蓄意包庇的嫌疑，圣安德烈也难辞其咎，对此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清楚事件的真相后，圣安德烈在12月8日起草了一份对外公告，次日在《日报》刊登，他不仅推翻之前发表的错误结论，还指责该事件是“最可恶的诈骗”，他转而强调，会将真相公之于众，希望可以得到人们的宽宥。至此，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医疗闹剧宣告结束。

玛丽·托夫特主导的这场医疗闹剧，恰是孕育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我们应当如何进行解读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代早期英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以这场医疗闹剧的主人公为例，首先，玛丽和约书亚居住的戈达尔明是萨里郡乃至全国有名的贫困区，在1664年当地有48%的家庭被豁免了炉灶税；其次，他们都生长在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当中，约书亚在12个子女中排行第六，玛丽在5个子女中排行老二，作为大姐，她在17岁时便嫁给了比她大1岁的丈夫，以近代早期英国人25岁左右的结婚年龄来计算，这应当属于早婚，早婚家庭遇到的直接难题便是经济问题，原生家庭显然难以提供任何支持，生活的重担落在两个年轻人身上；此外，两人都没有一技之长，而且在婚后4年内接连生下2个孩子，这无疑使原本困顿的家庭，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玛丽禁不住诱惑，主导了这场闹剧。

第二，兔子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自13世纪中叶以降，兔子成批进驻英国腹地，其强大的生殖能力，被时人视为繁荣的象征。与此同时，兔子也给英国民众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被大量饲养。一方面，兔肉口感鲜嫩，营养价值高，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在17世纪末的伦敦，有食客会将兔子带入酒馆烹饪，充当下酒菜；另一方面，兔毛的质地柔软，保暖性强，在国内外都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近代早期英国的男佣和约曼农尤其热衷于穿着兔毛制作的衣物。

第三，英国在近代早期构建了强大的传播媒介和公共舆论空间。随着报纸和印刷行业的快速发展，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很快传布四方。咖啡店和酒馆的兴盛，也为人们茶余饭后交换谈资提供了场所。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国王都可以通过这些媒介了解英国境内某个小乡村近期发生的奇闻异事。这些媒介还塑造出强大的公共舆论空间，圣安德烈在发现怀孕生兔事件的真相后，不得不立即刊登公告，试图得到舆情的谅解。

第四，近代早期英国医学革命的有限性问题。尽管当时的英国已然经受了医学革命的洗礼，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逐步由宗教和迷信向医学层面发生转移，但是这种观念的改变仍然局限于部分医学界精英和中上层知识分子。普罗大众，无论是住在伦敦的上流社会，还是在戈达尔明的乡间，都有很多人对怀孕生兔这种怪诞的事件深信不疑，医学知识的科学化和社会化问题仍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然而，这场医疗闹剧的结局表明，医学知识最终战胜了迷信。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学专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聂文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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