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着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开,涉及了许多问题,现在还是要回到该书本身。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转到海外,叶德辉观古堂又据其抄本刊刻问世,渐受重视。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观古堂本收了张穆和钱大昕的跋,虽也收录了顾千里的跋,却将其作为“无名氏”。其实,叶德辉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过顾千里(叶德辉题跋,见《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中华书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却作为“无名氏”,如此处置,不知何故?而叶德辉之所以会1907年刊刻此书,恐怕和他从日本学者那里听到的有关此书的消息有关(关于叶德辉和日本学者的联系,见他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东瀛遗墨》)。叶德辉的抄本,据观古堂本《序》,乃得自马进远(其人具体情况待考),而马氏乃“百金得自书肆”。叶德辉后得金蓉镜资助,方得刊行。金蓉镜(1855—1929),初名鼎元,字养寿,又字学范,号子篯,后更名蓉镜,字香严,号甸丞,又号闇伯、潜庵,晚号香严居士、香严庵主、香严头陀、就李乡民,秀水(今嘉兴)人。
可见,此书流传中,顾千里之名,其实被隐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被文献学者关注(见拙著《顾千里研究》252—290页,不赘)。这种情况和鲍廷博相似,鲍廷博抄补的《元朝秘史》文本虽然流布很多,但多赖陈垣先生提出,才渐渐被关注。
历史文献流传中,许多做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关于顾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据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1912),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
可知盛昱身后,藏书四散,此本被书商正文斋谭笃生从盛昱处购得。考谭笃生,名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页)
伦明云:“清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页)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发现为顾千里的校本,向张元济先生推荐。所以,张元济先生将其购入上海涵芬楼。正因为是傅增湘推荐,所以到1931年,陈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请傅增湘从涵芬楼借出,此书才得以免受战火之灾。
此后,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举,而当时赵万里发现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用以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该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见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953年11月纪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此事由当时作为“公方”即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郑振铎先生经手。在此期间,顾千里校跋的此书入北京图书馆。据笔者请教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当时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他自己的藏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处置:其一是完全捐赠给国家,如《永乐大典》残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卖给国家,譬如当时藏在金城银行内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营而归于公的(以上,是笔者对人凤先生原话的理解,如有误讹,责任在笔者)。《元朝秘史》究竟属于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容再考。
总之,《元朝秘史》,从14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元朝和明朝的鼎革变故,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动乱,躲过了日军侵华炮火,波折跌荡。此后化身万千,显于世间。如今,顾千里校本本身,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这在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史上,颇为罕见。
这部著作,成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资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经历说明,当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斗争和交融中形成发展的。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汉文古籍作为记载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资料,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无数的学者发生了联系。离开了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联系,也就谈不上生动的学术发展史,文献就成为僵死的纸片,没有生命力。探究其流变过程中的细节,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上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贤的贡献,更是为了强调,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才能前进。此乃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则不足言也。
作者: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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