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从较长时段来看，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存在着随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转移的两种倾向。

古代中国大城市，均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都城是一国行政中心，郡城（省会）是一郡（一省）行政中心，没有脱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这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同。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南京、杭州如此，长安、开封、成都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亦如此。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明清苏州，作为非首都城市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就显得相当特殊了。

关于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问题，学界已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这里仅撮其要者，作一概括。

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有以下三个方面突出表现：

其一，文化人才荟萃，作品繁盛而卓越。 明清苏州普遍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书院多，文人众。苏州府考取进士，明代1055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7.3%；清代827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0.6%。其中状元数量，明清江南共79 名，苏州府34 名，占了43%。苏州因此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

科举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 雕刻园林、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方面，苏州均很发达，人才蓊郁，作品繁盛。明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祯卿、王世贞都是苏州人；明代归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画坛“吴 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清代钱谦益、沈德潜、吴伟业均为文坛领袖，徐釚所著《词苑丛谈》是当时词学经典。至于通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更是名著众多，脍炙人口，许多代表性、巅峰性作品出自苏州作家之手。 冯梦龙编著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是那一时期言情小说的代表；魏良辅变革昆山腔，使昆腔传奇成为明清戏曲主流剧种，被后人奉为昆曲始祖；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 李玉创作的《清忠谱》、朱佐朝创作的《渔家乐》、朱?创作的《十五贯》，都是清代戏曲经典。

数学、天文学方面，最杰出的是王锡阐与李锐。王锡阐既勇于接受自西洋数学、天文知识，又不迷信，努力会通中西，自成一番气象。李锐整理、疏解大量中国传统天文学、数学典籍，同时吸收西方数学知识，会通中西数学，成就极高。

医学方面，吴有性在研究各色传染病方面，唐大烈在集会讲学、 切磋医学、编辑《吴医汇讲》杂志、开创吴门医派方面，叶天士在研究温病学方面，均领异标新，独步一时，影响甚广。

至于顾炎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以及惠栋学生江声在考据学方面的非凡业绩，钱大昕、王鸣盛在经学、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唐甄、冯桂芬在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造园家计成造园名著《园冶》的历史地位，蒯祥领导建造紫禁城的非凡成就，早已为世所熟知。

其二， 分工细密，精益求精。 明清科举考试并不是完全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录取制度， 而是实行分省取士制，即根据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录取名额进行有差别的定额分配。这么一来，应试者众的江南地区，录取 率就大大降低。据研究，清代江浙等省应试士子与中举名额之比，通常超过100：1，高的可达 145:1，而北方顺天府和商籍的录取比例则在 20：1 至 50：1 之间。其结果，99％以上的江南读书人在由学而仕的道路上走不通，有相当一些人便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没有明确知识产权规定的时代，知识产品也存在着原创性、独占性品质。一个问题前人研究过了，出了成果，后人就不能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也没有价值。这样，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与学术专业内部的分 工细化，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某一领域从业人员少，则分工粗疏，从业人员多，则分工细密。分工细密会促使学术趋于系统、精细、实在。学术如此，技术、艺术也如此。康熙雍正年间，苏州加工布匹、丝绸的踹坊，就有450多家，那么多家相互竞争，相互学习， 布匹、丝绸质量自然非同寻常。苏作工艺种类多达50余种，且分工专业，加工精细，制作讲究，所以水平格外高超。同行众多，必然带来竞争。苏绣、苏玉、苏雕、竹刻、“四王”的绘画、顾炎武、钱大昕的考据，各种顶尖的学术、艺术，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获得成功的。苏作雕工玉器以小、巧、灵、精出彩，无论圆雕、平雕，都优美别致，图案线条刚柔结合，不留碾琢痕迹。史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吴郡”。

其三，引领时尚，影响广远。明代江西人章潢曾如此称赞以苏州地区文化：“夫吴者，四方之 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 财皆以吴啬也。”在审美情趣方面，苏州已独立潮头。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张瀚记述：“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张岱也说：“且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赶不着”三字，生动地描绘出苏州在服饰方面引领角色。王士性曾在多处为官，见多识广，他说：苏州人聪慧，喜欢艺术，“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 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苏州作为时尚中心与审美高地，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清朝宫廷对苏州艺术的欣赏与垂青。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两代的紫禁城，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环境，都浸润着苏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苏州工匠蒯祥领导建造的；皇家建筑用苏州金砖、玲珑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宫廷殿堂使用苏造家具，墙壁贴着吴门画派的山水画，屋顶挂着苏州花灯，桌上摆着苏州钟表，衣饰、床帐、铺垫为苏州刺绣、吴罗、宋锦等织绣；皇室享用的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名艺人之手；苏式南味食品成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皇帝、后妃生病，也会请苏州名医施诊。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后在苏州驻留114天，占整个南巡时间十分之一以上。乾隆皇帝对苏州景致百看不厌，特命画师徐扬将苏州美景永远留存，以便回宫后随时展阅。这导致名画《姑苏繁华图》的诞生。乾隆皇帝对苏州厨师所做菜肴特别喜欢，于是将其带回宫中，以便不时品尝。故宫博物院所藏180多万件套藏品，很大部分与苏州有关。乾隆皇帝对于苏州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孔飞力说，江南是让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赏又满怀妒忌的地方。

明清五百多年间，苏州只是在清代的一段时间里做过江苏省省会，是与江宁并列的两个省会之一，其余时间并不是一省政治中心，其行政地位不及江宁，也不及杭州。但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文化中心。

明清苏州文化中心的地位，主要是经济因素促成的。

交通便捷、贸易发达是关键因素。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其不同河段，包括苏北的里运河、连通苏鲁的中运河、山东的鲁运河、连通津鲁的南运河、连接通州与北京的通惠河，由于自然与人为种种因素，时常淤塞，难以通行，只有连通扬州、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一直畅通无阻。江南运河打通了太湖、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今浏河) 与长江的联系，经过桐乡、嘉兴、无锡、常州等城市，苏州，恰好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点，成为江（长江）、河（运河）、湖（太湖）、海（东海）的交接点，既可贯通南北，又可串通东西，四通八达，将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编织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据张海英研究，明代苏州府通往嘉兴、上海、通州、芜湖、湖北孝丰、安徽广德、徽州等处的水 陆商贸路线至少有12条。这得天独厚的位置，使得苏州稳稳地居于江南经济与社会中心。清初人称苏州为天下四聚之一。所谓“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乾隆时期学者称：苏州“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贸易发达包括与海外贸易。明清苏州与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马尼拉、交趾、占城、暹罗等地，并通过马尼拉与拉美各地发生贸易关系，输出丝绸和各色丝织品，输入白银等。福建、广东 等出口的丝绸，也多由江南转运。明代苏州已是一外贸兴旺的大都市， 诗云:“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时人记述：“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揍，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用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称赞苏州外贸盛况:“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 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苏州没有出海口，浏河、上海便是它的外港。

同样地处江南的南京、杭州，同样地处太湖之滨的常州、湖州，尽管自然禀赋、经济发展也相当了得，但是，比起苏州来还是稍逊一筹。乾隆时期人刘大观评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所谓“以市肆胜”，即指苏州商业较杭州、扬州更为繁荣。清中期人就苏杭二城进行比较：“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 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 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

作者：熊月之（本文节选自作者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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