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分享李连江教授在《不发表，就出局》书内的相关内容。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把最宝贵的时间用在刀刃上，当然有自己的讲究。在进入正文之前，在看李连江教授如何以过来人的身份谈"青椒"时间管理前，先同诸位分享下面这段话：

我现在还记得，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那个关于历史终结的书出来以后，我们系的老师都把他当笑话。出版这样的书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学者身份。所以大家不要觉着他如何如何成功。王书记最近见了他，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马云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想要让马云的成功跟你相关，那么你就去做生意。既然你选择了不做生意，那么马云怎么成功都跟你没什么关系。这样想，心态就比较容易把握了。说句玩笑话，有些朋友说我气色好。我气色好只有一个诀窍，就是多睡觉。多睡觉的前提很重要，就是有些事情你放得下当然放下，放不下也得放下，没什么事情值得你牺牲睡眠。各位记住，要想气色好，就得多睡觉。

——李连江

有使命的特权

学者的使命有两个。第一是创新，这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的，就是写文章一定要有创新，一定要有原创点。创新是学者的第一天职。学者的第二使命是承传，承传也是学者的天职。做好承传并不容易。学术界里有学派，好比武林有门派。我估计大家都看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要当掌门人，只把本门的功夫学到最高程度是不够的。《笑傲江湖》里有一段，任我行在少林寺点评天下武林高人，说他只佩服三个半人。他只佩服一半的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冲虚道长本人武功高，但不会教徒弟，所以任我行只佩服一半。我们做学者也一样，要做好承传，首先就要把本领域的知识学到最高程度，但这还是不够的，还要会传授。

学者不仅有创新和承传两个使命，这两个使命同时也是特权。为什么是“特权”呢？马克思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就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了，劳动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对人有个很理想的理解。人跟动物一样是天天要活动的，动物如果不动那就不是动物了。但是动物天天动是为了活下来，是本能。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活动可以超越本能。马克思认为，在他那个年代，人类的发展还没完全摆脱纯粹为了生存而活动的动物生活，还没过渡到为了发挥自己的才能、享受自己的能力而活动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完成了这个过渡，劳动就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了。大家注意，马克思用词是非常谨慎的，“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就是说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但是，高级阶段的人类跟初级阶段的人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这种境界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看看周围那些工作狂，那些为了科学、为了艺术废寝忘食的人，他们就达到了马克思讲的境界。在我们看来，他们没必要活得那么辛苦，但他们完全乐在其中。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才能。他们做那些我们看起来非常辛苦、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通过做这些工作能活出自己的价值，这样的活法体现出他们作为独一无二的人的价值。大家不要小看“独一无二”这个词，独一无二并不仅仅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独一无二最值得珍惜的地方在于，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超越我们个体生命的存在。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圈的意义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生命能不能跟那个更高的存在挂上钩，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更高的存在的一部分。刚才给大家放的那段音乐是巴赫的大提琴第六组曲的第二乐章。巴赫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只要人类存在，他的音乐就不会消失。我们作为学者能给人类社会留下什么呢？就是我们创造和传承的精神产品。正是这些精神产品，让人类跟动物区分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是最接近马克思讲的真正人类生活的一个群体。

绕了一大圈，我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学术生涯是有使命的特权。在座的各位要么已经获得了这个特权，要么在追求这个特权。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理想，我们可以说看不到这个理想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理想。所有的理想本质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能实现就不是理想了。理想的价值在于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让我们觉得有个前进目标，哪怕永远达不到，理想仍然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理想的过程恰好就体现了我们一生的价值。学术生涯是特权，因为学者是最接近人类理想生活的一种职业。我们作为学者的一生在干什么？我们做课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刚入职的助理教授、讲师，做课题是为了谋生存，是为了补贴家用、通过考核。谋定生存以后，如果你一面做课题，一面抱怨，那我就觉得不值得同情了，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做的，自找的。就像叔本华说的，你是在打发时间，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课题。关键是做课题时不要忘记，学者的天职是创新。如果在学术界混了一辈子，永远是在重复别人的东西，那么你作为一个学者是完全失败的。

说实话，我们能够在这个课堂里像侃大山一样胡说八道，这本身就是个特权。我们能这样生活，是因为很多人没办法这么生活。我们作为大学教授，跟那些开出租车的人，跟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比，生存环境优越太多了。所以，学术生涯绝对是个特权，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值得拥有这个特权。用什么证明？就是通过做学者该做的事来证明，学者该做的首先是创新，为知识增长做贡献。没创新能力了，就专心做好承传，培养年轻人、培养那些正在成长的人，让他们做你已经不能再做的事。

十年前，我是不大讲这些东西的。我第一次跟年轻学者讲方法是2006年，很巧，也是在人民大学。再往前我从来不讲方法，学者讲方法，证明他自己不做学问，去教别人做学问了。好比是跑接力，跑的时候顾不上讲方法，开始讲方法，就是变相承认，我筋疲力尽了，要把接力棒传下去。真正做学问的时候，既没时间，也没自信讲方法。自己还在山洞里摸索，怎么有资格、有底气帮别人判断山洞有没有出口、已经爬到了什么地方呢？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总会有衰退的一天。今天我这最后一讲，讲的是更接近于心里话的心里话。心里话有不同的层次，前几天讲的也是心里话，不过是比较浅层次的心里话，今天讲的是更加深层次的心里话。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跟各位讲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承认我作为创新的那个学者的生命已经在衰退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是在享受一种有使命的特权，那么就会发现很多以前认为过不去的困难其实很容易过去，很多心结很容易解开。我们都知道，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你也许不服气，觉得学者每天工作20个小时，因为学者睡觉时也在想学术问题。但是，他们工作12个小时就是为了谋个饭碗，而我们工作那么多时间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那点天赋，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两个生活境界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第一要承认自己有特权，第二要为证明自己应该享有这个特权而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辱使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跟马克思说的那样，真正体会到工作是我们的第一需要。

时间的自我管理

关于治学，前几天讲过很多东西了，现在讲的是广义的治学。也就是说，看看我们作为学者有什么资源，然后要“治”，就是管理，就是把没秩序的变得有秩序，把秩序不良的变得比较良好。作为学者，我们实际上有两个资源，一个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那点聪明才智，另一个是我们每天的24个小时。我们每天只有24个小时，多也多不了，少也少不了。我们一生顶多100年，其中30年是睡觉。人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及时行乐，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它变成最高贵的时间。

学者跟普通职业的最大区别在于治学就是自治，就是开发自己、发挥自己，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学者用功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作为学者，我们没理由说自己每天工作得很辛苦，因为工作很辛苦完全是为了自己，这就是学者的使命。遇到工作狂学者，你可以关心提醒他不要把自己过早烧光耗尽，但根本不用同情他，因为他乐在其中。当然，乐在其中不意味着没有艰难困苦。我们每个人做研究时都要挖空心思，如果这个时候还感到很愉快，那就是受虐狂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做研究就是要突破极限，而突破极限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尽管如此，突破极限之后，就会觉得突破过程是个值得回味的过程，因为你是在发展自己。我们青少年时都有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就是所谓“成长的痛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长身体时都很痛苦，心理上也很痛苦，有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会觉得这个阶段是自己的黄金时代。做研究也是一样的，天天做实验、查文献、分析数据，说这个过程不痛苦，那是假话，但这个过程不是纯粹的痛苦，用喝茶的行话说，有回甘，因为我们是在发挥自己的才能，是在培养自己的功夫。

既然广义的治学是经营自己的才能、经营自己那点资源，那么学者想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保护我们这点宝贵的资源。2010年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跟那些海归老师座谈，提醒他们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时间，尤其是保护自己最优质的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可能清醒十几个小时，但只有那么一两个小时，顶多三四个小时是最优质的时间。这段优质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放弃。要做到什么地步呢？要做到人家觉得你很怪、觉得你不讲理的地步。

我没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两个抱怨。第一，我的妻子经常抱怨，说我的时间好像比别人的宝贵，好像我做的事情都那么重要。这是因为我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的时间。她有时候要出去买东西，我自告奋勇陪她去，她说：你还是呆在家里比较好，你去了我就紧张，你去了我反而没办法放松下来买东西。我在中文大学任教也留下个很坏的名声，就是李老师上午永远找不到。前两年，我是一个委员会成员，主任是院长。如果需要我参加会，他就把会安排在中午或下午，不然我肯定不去。我原来是系研究生部的负责人。一个学院有好几个系，每个学院要往研究生院派个代表。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投票把我选成了代表。研究生院给我发过不少开会通知，我一次也没参加。最极端的情况是，有次校长要约见我，他的秘书发邮件说校长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有空。我说，请您安排在11点半以后。那时我的黄金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2点，让我早上出去开会就等于让我牺牲这段时间。

总而言之，我们学者一定要有高度的自律，知道最优质时间自己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作为学者可以不断开发自己是个难得的特权。我们要努力自治，尽我们的力量完成我们的职责、完成我们的使命。

作者：李连江
编辑：任思蕴

来源：“雅理读书”公众号，（选自《不发表，就出局》 李连江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