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都没有获得功名，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清代的捐纳制度实际上遵循了历代纳例粟办法，推而广之，成为捐纳常例，始于顺治、康熙年间，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完备，嘉庆、道光年间循例进行，一直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逐步泛滥铺开。清代的捐纳类别及用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大类上基本上可以分为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从捐纳实质上可以分为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即功名）、捐加级纪录、捐分发、捐复、捐免等类，从捐纳用途上又可以大致分为军需、河工、赈灾和营田四类。

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随之转变，此前作为末端的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尤其是在口岸城市，一些身兼商人和知识分子且获得巨大财富的买办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社会重要群体。然而在晚清中国，个人社会地位的显达，仅仅靠财富积累远远不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谋得一官半职仍然是重要依据。就拿独具洋务才干和经世致用能力的郑观应来说，委身洋行明显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通过捐纳获得候补官衔，通过参与赈灾得到地方大员好感，通过积极建言献策引起洋务派官僚的关注与认可，最终弃太古就轮局，投入洋务派阵营。尽管郑观应曾有述“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须射策求封侯”，但是他对于仕途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晚清社会一批跨界绅商内心的真实想法。

尽管捐纳的名堂这么多，不过在清代，很大一部分富贾大户仍热衷于捐纳，甚至有时可以说趋之若鹜。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所捐官职最终是否能够兑现，但获得候选官员的身份还是有助于他们大幅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相比，通过捐纳获得一定功名的确是当时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时，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尽管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人作为传统的“士农工商”之末的情况逐渐发生改变，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商人为末的思维定式在短时期内仍旧难以弭除，这也是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商人仍然热衷于捐纳的主要原因。在当时，大凡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特别是口岸城市的买办及富商，大多有过捐纳的经历。例如，杨坊捐候补同知，王槐山捐二品顶戴，胡雪岩捐候补道台、二品顶戴、三代封典，唐廷枢、徐润捐候补道台，经元善、谢家福捐候补知府等等。

郑观应的历次捐纳及朝廷褒奖简历在其自述中有着详细记载，其一生共有三次捐纳实官，分别是同治八年（1869）在皖营捐从五品员外郎、同治九年（1870）在安徽捐局捐升正五品郎中（双月选用）、光绪四年（1878）由晋赈案内捐四品道员（双月选用）；一次捐纳虚衔，光绪十九年（1893）在顺直捐赈局报捐二品顶戴，至此在向朝廷捐纳一途中郑观应算是捐到了最高一级，后来郑观应的“二品顶戴候选道”头衔即由此而来。其中，在光绪八年（1882）年底，以“捐助直省工赈出力” 获保奏，次年年初奉上谕“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光绪十年（1884）年初，安徽巡抚裕禄也以郑办赈出力保奏，上谕“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着加一级记录三次”。由此可见，郑观应获得功名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直接捐纳获得实职候补资格，二是通过办赈获得朝廷褒奖，三是朝中大员保奏推荐。这样通过历次捐纳以及朝廷大员保荐，郑观应获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希望。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对于捐纳而来的候选道员来说，无论是单月选用，还是双月选用，甚或是不论单月、双月尽先选用，获得实授道员一职难于登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轮到实授，终身都是“候补”。

相对而言，郑观应无疑具备一定的人脉，例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盛宣怀等大员都比较欣赏郑观应的能力和为人，特别是彭玉麟、盛宣怀、王之春与郑观应之间良好的私交，成为他能够多年在重要洋务派企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及两次获得实质性官职的主要原因。

1898年7月，“百日维新”中遭罢黜的帝师兼帝党首要成员翁同龢由京返苏路过上海，郑观应与之见面，翁告诉郑说 “《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是披览，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郑观应集》（下），第361页）”。而就在前不久的4月份，时任江苏巡抚的邓华熙又一次向光绪帝推荐郑观应，并请训示“应如何录用”。由此可见，郑观应的才能及《盛世危言》再三为急于变法的光绪帝所获悉，已引起光绪帝的重视而有起用之心。但是，当时局势险恶，郑观应深知光绪帝及康、梁所推行的维新变法前途难料，所以对此并不抱有太大希望，甚至在与邓华熙的信中也实话实说“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拟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同上）。也就是说，即使光绪帝正式下旨起用郑观应，郑也打定主意力辞。在这点上，不得不说，郑观应对于局势的分析和体会是全面而正确的。

郑观应17岁未中秀才弃学，远赴上海学商。在上海期间，郑观应以其勤奋好学、良好的天赋和机遇垂青，一跃而成商界名流，为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等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所熟悉和信任，为他日后成为洋务派企业得力干将和获得从政的机会打下了基础。同时，随着财富累积和个人地位提升，郑观应也与当时为数众多的绅商一样用捐纳获得功名。然而仔细回顾郑观应的从政经历、官场表现以及与官僚系统的关系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与诸多朝中大员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真正熟谙官场游戏规则的绅商，甚至可以说是多年来游移官场内外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官场。

郑观应真正与官场发生较为直接的关系是在他在1870年代末办理赈灾工作时。18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针对爆发在晋、豫、直隶、陕等省的灾荒，早已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经济实力大增，跻身上海知名绅商序列的郑观应在上海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联手创办筹赈公所，筹措了大笔救灾款项，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和信任。之后李鸿章力邀郑观应赴天津襄办堤工赈务，是为李意欲起用郑观应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李鸿章又相继札委郑观应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会办、总办等要职。不过，在织布局案发以后，郑观应此前以种种努力换来的李鸿章对于他能力和人品的信任与赏识，几乎丧失殆尽。李鸿章曾致函盛宣怀严斥郑观应，说“郑革道为织局创始之人，不思竭力经营，竟敢侵挪巨款，自便私图，致败垂成之局，实属丧尽天良，厥咎甚重。岂得听其置身事外，不追既往”。可见，当时李鸿章对于郑观应的看法已经非常负面了。甚至在1892年，盛宣怀急需郑观应重返招商局，为此上书李鸿章极力请求给予札委。盛宣怀知道此时李鸿章对郑观应有非常恶劣的看法，所以在禀帖中一再强调人才难得、郑观应有改进，而且是先给予一年试用期。为此，李鸿章再一次札委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一职，在札委中李并未对郑有过只字褒扬，甚至还多加警告“郑道进局后，务当振刷精神，将局事殚心竭力、认真帮同经理，切勿徇私玩误，有负委任”（1892年12月《禀谢直隶总督王夔帅札委会办招商局事》，《盛档》）。从这几句话中，李鸿章对于郑观应的不信任清晰直白，特别是“切勿徇私玩误”，明指郑不要重蹈总办机器织布局时因经济问题而导致布局亏耗筹办延误的覆辙。

1884年初，随着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的仕途迎来了重大转机，时任粤防大臣的彭玉麟向朝廷力荐郑观应远赴南洋，联络各国策划“合纵抗暴（法国）”事宜。同时又因王之春推荐和郑观应自荐，终被彭玉麟奏调赴粤差委。此时的郑观应身兼轮船招商局总办和机器织布局总办两个洋务企业要职，不过已经初见端倪的债务危机即将接踵而至，郑观应借此机会竟然完全不顾李鸿章要求他留沪清理织布局账务的命令，决然辞去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的职务离沪赴粤，到彭玉麟军中工作。到广州后不久，郑观应又奉粤督张树声的委派赴香港交涉被扣留的军火，以他熟悉洋务的交涉能力，很快便顺利完成任务。返粤后于3月22日由彭玉麟札委，郑观应接替了王之春总办湘军营务处，正式开始了第一次做官的历程。

郑观应接任总办湘军营务处职位之后，并没有在营务处长时间滞留，而是在6月中旬接受了彭玉麟的委派，前往南洋了解敌情以及开展 “合纵抗暴”活动。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实际上所谓的“合纵抗暴”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尽管如此郑观应还是去了，而且还极为用心地将南洋经历写成《南游日记》。此次郑观应远赴南洋开展工作历时两个月，期间，张之洞、彭玉麟以及广东巡抚倪文蔚还札委郑观应再次赴港，开展租船、购买军械，办理支援台湾事宜。由南洋返回广州以后，郑观应又马不停蹄地张罗援助台湾抗法的工作，到年末彭玉麟又委派他到海南岛考察军务。而自海南返回广州后，又即刻奉张之洞命令，准备赴汕头、厦门、福州等处考察军务形势，以便更好地援助台湾。郑观应所从事的都是极有难度的协调、考察等工作，事多且杂乱，但他凭借此前在商场历练出来的协调能力，高效而有序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各种难题，写了很多关于边防、抗法、洋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呈交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张树声、盛宣怀、王之春等官员。

就在郑观应全情投入地为抗法战争忙碌工作之际，在他由广州来到香港，准备出发远赴汕头、厦门、福州等地考察军务协调援台事务时，其行踪为太古洋行得知，太古洋行便以郑观应需赔偿当年保荐的接任总买办杨桂轩挪用洋行公款而亏欠4万元的理由向香港当局提出控告，香港当局接受了太古洋行的控告将郑观应拘留在港。郑观应被拘，直接导致他总办湘军营务处的第一次为官生涯戛然而止。此事的发生，对于郑观应来说损失极为惨重，特别是对他刚刚走上的仕途，可以说是毁灭性打击。

郑观应被拘在港，其所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并没有为他保留，当然无法为其保留职务的真正原因，除了被拘之外，恰恰是郑观应自己所欠织布局及泰吉钱庄的债务所致。当时南北洋大臣刘坤一和李鸿章及江苏巡抚卫荣光曾经多次催促彭玉麟，严催郑观应回沪清理债务，但彼时正值中法之战军情紧急、军务繁忙，彭玉麟急需用人之际，所以彭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公事公办，而是仍然命郑办理援台转运事宜。可是，到了当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时，中法之战的和局大事已定，此前万分紧急的援台军务业已撤销，所以彭玉麟也就直接上奏请饬郑观应立刻回沪了。

可见，在中法战争和局大定的情况下，已经没有郑观应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彭玉麟也不可能视南北洋大臣以及江苏巡抚的屡次敦促而不见，更不可能为了郑观应而得罪他们，所以趁此机会饬令郑观应回沪料理此前未完事务，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彭玉麟不够关照郑观应，实际上当郑观应深陷太古债务被拘在港之时，彭曾经代为筹款，郑观应有诗为证：

深感同人集巨资，为怜公冶困藩篱。竟辞高谊惊流俗，敢累群贤徇己私。一介自严存古道，二难愧附儆浇漓。（彭宫保筹资代余赔太古杨桂轩之累，余辞不受，人以二难见称）冰心自矢盟天日，杨震清廉是我师。（《郑观应集》（下），第1302页）

不仅如此，郑观应被拘在港的损失远远不止湘军总办营务处，他可能还失去了一次得到更高实职官位的宝贵机会，即郑观应在《致广肇公所董事书》所说的，左宗棠打算提拔他担任厦门道。如果左宗棠确有此安排，那么对于郑观应来说无疑痛失了一次很好的升官机会。

郑观应的仕途之路颇费周折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就连作为李鸿章心腹和洋务事业左右手的盛宣怀，同样也是相当波折，可以说照样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获得实职。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怀比郑观应好不了多少，并非进士也非举人出身，仅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地位就比较高了，怎么也算清朝的中级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场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而且与李鸿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场人脉方面盛宣怀无疑比郑观应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怀到了27岁（即1870年）时，由父亲的老友杨宗濂举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由于盛宣怀为人确有才干，外加父亲盛康的关系又被李鸿章视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从事军需后勤，并开始涉足洋务。次年，盛宣怀奉父命开展直隶赈灾工作，此后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时年28岁，真正开始踏上仕途。此后，盛宣怀愈来愈为李鸿章重用，办赈灾，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无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才干、背景与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实授官职，而是在李鸿章幕府磨砺了9年之后才最终获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实职，之后才豁然开朗，逐步升迁，最后官居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大臣、内阁成员。关于实授之难，从盛宣怀致军机大臣张之万的禀帖中能够切实体会到，盛在禀帖中请求这个位居高位的“年伯”说：

父亲耄年需次，既展布之无从，复归田之愿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闻去年秋傅相入都时，曾蒙年伯恩赐吹嘘，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将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现拟三月内回津，求销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此次随办陵差，退食之暇，或与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鸿施格外，早赐成全，免使夜长梦多，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爱呼吁，惶惑万分。手肃寸丹，专丁呈赍。（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连盛宣怀这样背景的人物想要得到一官半职，都要如此低身下气地求人，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再看郑观应老友王之春的经历，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笔从戎，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处，深受彭玉麟器重与信任，同样磨砺多年，最后才好不容易捞到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的官职，之后又历任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后擢升山西巡抚，之后相继调任安徽巡抚和广西巡抚，成为地方督抚大员。期间，在1895年，王之春还作为钦差大臣、头品顶戴的“出使俄国大臣”由上海乘船，千里迢迢赴俄国吊唁俄皇亚力山大三世逝世和庆贺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广西期间，因镇压起义，被传闻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的设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而被革职，后迁寓上海。1903年底，王之春遭爱国志士万福华刺杀未遂，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轰动一时。事后，王之春回乡静居，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从盛宣怀和王之春的仕途经历来看，他们与郑观应一样入仕做官并非出身“正途”，对于他们来说，在漫漫官途中最难跨出的一步就是获得实授官职。前二人在获得实授官职之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升迁，对于官场规则的理解远胜于郑观应，特别是盛宣怀有着深厚的官场人脉，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拥有军功、深谙官场之道，所以盛宣怀由李鸿章幕升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王之春由总办湘军营务处升迁琼州道，这些都是郑观应无法相比的。郑观应“商而优则仕”，系半路出家，与官场素无渊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调入粤，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又恰逢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缠身，最后竟为太古债务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终导致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生涯过早的夭折，可谓运势不佳、功败垂成。

而郑观应的第二次为官经历，时间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仅五月有余。1903年，随着王之春调任广西巡抚，时年已经62岁“高龄”的郑观应又一次离开商界，义无反顾地向盛宣怀力辞招商局职务，再次踏入官场，应王之春奏调离沪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而后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在广西为官期间，郑观应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绩斐然。

郑观应在广西为官期间，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灭乱匪，还举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受到了广大乡绅的拥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广西巡抚职被革而去职，仅任左江道四十天，郑观应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官生涯就这样草草收场。而且，因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在郑观应赴桂之初，“除函致广东善堂劝募义捐外”，还“现变产业凑成库平银壹万两，充作广西赈抚之用”，换来了“交军机处存记”。郑此番自掏白银万两贡献朝廷，最终仅换来了清廷一纸空头表扬，也不可谓不让人心寒。

晚清时期，知府、道台一级的实职对于很多候补官员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跨上这层台阶，《清史稿》中曾为谢家福列传，最后写道“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在这方面无疑郑观应比谢家福情况稍许好些，毕竟两次获得实职，但也仅此而已，很难如盛宣怀、王之春等人一样跨过这些台阶，获得更高的官位。相对于在商界的游刃有余，尽管郑观应在为官之时有所政绩，但绝对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官员，仕途对于郑观应来说，并不如从商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书立说能够使得他声名远播，官场的艰险他还远未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和真正体会。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从某种程度上在晚清众多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个人都没有获得功名，即走上所谓的通过科举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却有天渊之别。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清代的选官制度多沿用明制，选官职责向来分属吏部和兵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遇有官员出缺，按照候补批次铨选，最终决定官衔实授何人，是为铨法，而大选行于双月，急选行于单月。在清前期，入仕做官有正、异二途。正途为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进士和举人以及五贡，异途为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人以及吏员，嘉、道以后又有保举、劳绩、军功、恩荫、捐输投效等途径。这些人按照比例、捐纳名目、时间先后、人数分为不同的班次，如遇出缺，则轮班按次铨选，然后通过掣笺、分发、六部九卿验看等程序，最终才能获得官衔实授，仅正常程序就异常繁琐耗时。有清一代，特别是咸、同以后，捐纳名目众多、泛滥成灾，同时由于国穷民穷，捐纳所需银两数也大为下降，于是通过捐纳获取候补官员资格的人数更加庞杂，而出缺官位少之又少，一般候补若非有后台或者贿赂上下、打点四方则很难轮到实授，所以出现了此班未尽，而后班又至的现象，最终导致了班班未尽越积越多的情况(参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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