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创新的实践，尤其是0到1的原创实践，但是中国的理论学者，包括我在内，都应该思考，作为中国学者是否有从0到1的原创性理论？”7月2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上，中国问题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向在场的所有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发起。在此前两届论坛上，郑永年教授都提出了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原创理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原创的实践之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人文社科学者并没有将这些成功的实践及时“学理化”，很多理论学者习惯于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寻找理论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实践，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也永远不可能产生创新理论的。

在此次题为《比较现代化中的时空问题》的演讲中，郑永年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基本来自西方，而非基于中国实践之上。从0到1的原创性实践，尚未反映到从0到1的理论创新上。他坦言：“我是学文科的，一直感觉很丢脸，我们那么大的文明、那么大的国家，对现在的世界社会科学有什么新贡献？”

郑永年还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式的现代化，从全人类各种文明中吸取优秀的制度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制度性开放的产物，是一种完全创新的原创实践，在过去40多年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现在正努力实现第三个“可持续”，也就是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证明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存在差异，强调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同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有符合自身的文化和国情，才能取得成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正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式现代化并不谋求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强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他还谈到，历史上地缘政治变迁往往跟技术变革相关，往往是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地缘政治，而非经贸。所以关键核心技术要依靠自己的原始创新。人文社科领域也是如此，要在自己的创新实践中寻找创新的理论。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存在差异，各国现代化所面对的制度与物质条件也各不相同，学术界应该对不同时空下的国家现代化加以辨析。

在本届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荣誉院长郑永年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辑潘鹏分别代表各自机构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建立常态化主题策划组稿机制，充分发挥彼此在学术出版方面的优势，共同打造促进政治经济理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优质平台。

本届论坛以“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现代化”为主题，还设有五个平行分会场。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发表演讲。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章晓懿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顾锋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吴建南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院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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