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人来说,秋刀鱼、金枪鱼、鱿鱼……这些都是舌尖上的美味。而在上海海洋大学,有这样一群学者,为了这些鱼,他们时不时要动用自己的毕生所学,走上国际谈判桌,捍卫国家的合法权益。
“在世界海洋生物资源中,公海渔业资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远洋渔业是国家的蓝色粮仓,是保障我们粮食安全和优质动物蛋白供给的重要途径。”陈新军教授是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国际履约团队负责人,这个团队共有20多位专家学者。
随着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参与国际渔业管理事务的程度正不断加深。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全面承担履行区域性渔业管理公约任务,他们长期在国际场合代表国家发声,成为维护我国远洋渔业权益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截至目前,该团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渔业谈判共计316人次,涉及的远洋渔业事务覆盖全球三大洋和南北两极海域。
小小秋刀鱼,“站”上国际谈判桌
“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我国海洋权益,科学是最好的武器。”履约团队的老师们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亲身参与国际谈判的经历,都是对这句话的最好佐证。
去年,由我国承办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第二届科学分委会年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秋刀鱼第一次站上了国际“谈判桌”。我国负责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科学事务的首席科学家、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成员田思泉教授介绍,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状况,并形成管理意见提交NPFC会议。管理意见一旦获得通过,就将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于是,围绕秋刀鱼捕捞问题,一场唇枪舌剑开始了。
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渔船多为千吨级,日本方面提出,公海内千吨级渔船数量的上升会导致过度捕捞,不仅影响日本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产量,而且也直接导致秋刀鱼资源下降。
“秋刀鱼资源是否下降,必须以科学评估为依据。”田思泉给出了一系列科学数据和研究结论,并适时指出,秋刀鱼是短生命周期的中上层鱼类,在无人类打搅的情况下,其资源波动受环境变化影响非常大,因此捕捞状况的变化不一定导致其资源下降。最终,科学分委会对秋刀鱼资源状况达成一致,即当前秋刀鱼资源并未被过度捕捞,当前的捕捞强度也未到达过度捕捞状态,总体资源状况良好。
一条小小的秋刀鱼,牵动着一个大国的经济利益。田思泉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面前放的不是个人的铭牌,而是‘中国’,因此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把工作做细、做踏实,才能据理力争,为国家争取权益。”
渔权需要强大的科研支持,大学理应有所贡献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成长和发展的每一个脚印,其背后折射的恰是我国远洋渔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据介绍,近几十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相继成立,管辖范围几乎涵盖全球三大洋和南北极等海域,涉及所有经济鱼种。
我国远洋渔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渔船数量和作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到去年已拥有2570余艘渔船、近200万吨的产量、总产值195多亿元,生产海域遍及三大洋、南极海域及40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我国政府为了保障我国的公海渔业利益,陆续加入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等七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左边为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戴小杰
上海海洋大学从1999年开始承担农业部渔业局交办的履行金枪鱼渔业养护管理公约义务,派遣教师参加ICCAT、IOTC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和跨界鱼类养护公约筹备会议等,后来又逐步扩大到现在的七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会议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北太平洋金枪鱼和类金枪鱼国际科学委员会(ISC)、《南印度洋渔业协定》(SIOFA)以及北极生物资源养护多边谈判等国际机制,行使我国权力,并履行相关义务。
“参加这些会议和机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权益配额。”以金枪鱼为例,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戴小杰说,我国能够在中西太平洋取得捕捞权利,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就是数据履约和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履约,我们就没有捕鱼权。那我们为什么能在这里捕鱼,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养护管理,需要有科学数据,这就要依靠大学的科研取得突破,做出贡献。”
常年“不着家”是常态,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
陈新军手中有一份统计:从1999年开始执行履约任务算起,团队每年派出教师参会近16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都有教师参会一次,有时甚至是两三次。
团队成员常年奔波在各地,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早已经习惯了他们“不着家”的工作节奏——不是在海上调研,就是泡在学校准备会议材料,或者飞往世界各地参加会议。
用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许柳雄的话来说,从事渔业资源研究,肩负履约重任,最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许柳雄的日常活动轨迹是这样的:只要不出差,基本都在学校办公室,不仅双休日驻守办公室,过年期间也是一样。
为什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长期参加极地海洋生物资源法律谈判的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唐建业的回答是:因为总有看不完的材料。“为了参加国际谈判,所有和会议有关的材料都需要看,所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联合国大会等发展动态要尽可能了解。因为材料掌握得足够多了,才能对各国利益主张有清晰的判断,才能作出有利于我国极地海洋权益或极地安全的抉择。”
文: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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