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在贵阳合影（前排左二王伯群）

王伯群（1885-1944），名文选，字伯群。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24年创办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1927年至1944年任大夏大学校长。1906年，以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获中央大学研究院政治经济硕士学位。留日期间结识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曾领导和参与护国、护法运动和南北和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和招商局监督。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吴淞商船学校校长。

王德辅（1934-），王伯群长子。1951年随母保志宁移居美国。获美国雪城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4年任芝加哥Victor Comptometer公司集团总裁。1976年创办骏宏公司，担任CEO和董事会主席。著有《爱国者与军阀》，记述其父王伯群和叔父王文华追随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家族往事。

此文根据对王德辅先生的访问整理而成。

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尽管他很忙，但他每天仍然都会花一个小时与我交流，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亲自辅导我的功课。我的父亲很伟大，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对待子女的态度一直十分温和。有时候，孩子们把事情做砸了，他也不会批评，而是鼓励下次用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在我幼时记忆中，父亲一直很忙碌，他总是不停地四处奔波、八方会客。长大懂事后，我才渐渐明白，他是在为大夏大学的发展奔走各方，筹措经费。1924年，大夏大学创建时，父亲就竭力赞助，慷慨出资，被公推为大夏大学第一任董事长。1927年，他又被公推为大夏大学校长。直至1944年因病去世，他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在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1934年，我在上海愚园路的一栋花园洋房出生。这栋房子是我父母结婚时建造的，现在是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1937年淞沪抗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上海遍布烽烟战火，抗战军兴。作为大夏大学的校长，父亲一面积极备战，寓救国于读书，一面组织指挥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12月，大夏大学的第二部在贵阳正式开课（第一部设于江西庐山）。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妹一起搭船经香港，然后辗转赴贵州与父亲团聚。

自从抗战发生后，上海大夏的大部分校产毁于战火。初迁贵阳，校舍不足，经费短缺，办学举步维艰。父亲靠着他坚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决心以及广泛的人脉，鞠躬尽瘁，不辞辛劳，多方募捐，筹措资金，在贵阳城郊花溪为大夏建立了2000余亩的固定校址。

小时候我与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还是非常多的。记得那时正值抗战后期，日寇经常对贵阳投弹轰炸，但父亲仍然每天冒着危险，骑马到很远的郊区花溪校园上班。有时我也跟在他后面，他骑大马，我骑小马，颠簸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间。

父亲还常常带我出门打猎，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站在水田里打水鸟，刚扣响扳机，猎枪的后坐力就让我重重摔倒在泥田中。父亲没有扶我，反而哈哈大笑，我爬起来环顾自己的狼狈样，也不由地笑出了声，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父子的欢乐。

贵州人都知道，我父亲王伯群与叔父王文华，一个善文，一个善武，一个是文人，一个是军人。我父亲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处理问题，总能预见很远的未来，而不是只顾当下。蒋介石曾赠送他“高瞻远瞩”四个大字。父亲也非常具有人情味，他待人温和，喜爱动物，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贵阳的家中，他养了很多动物，有狗、猴子和孔雀等等。

我们王家在贵阳市中心有三栋相连的房子，东西两栋是西式洋房，分别是我家和叔父王文华家。中间一栋中式四合院是我祖母的居所。在贵阳时，我没被送去学校上学，父亲为我聘请了家庭教师，教授历史、中文、数学、科学等科目。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是老师上课时间。午饭后，我便到父亲的书房临摹篆体书法。尽管父亲很忙，但他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与我交流，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亲自辅导我的功课。我的父亲很伟大，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对待子女的态度一直十分温和。有时候，孩子们把事情做砸了，他也不会批评，而是鼓励下次用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贵州兴义市王伯群旧居

十岁那年，父亲的突然离世令我十分震惊。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英雄怎么会死呢？我曾天真地以为英雄是不会死的。

1944年，日军的炮火已烧至广西桂林，黔南告急，贵阳奉命疏散。父亲组织成立了大夏大学疏散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同时他也决定举家迁往重庆，向政府争取迁校款项。那年冬天一个飘雪的清晨，两辆小轿车载着我们离开贵阳，经两三天的翻山越岭抵达重庆。其实，那时他已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到重庆以后，父亲就住进了重庆陆军医院。一个星期之后，他因十二指肠出血过多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0岁。

他去世的那个早晨，令我终身难忘。当我赶到医院见他最后一面时，发现病房里还有一位大人物——蒋介石。我一共见过蒋介石三次，前两次是在贵阳的家中，他来找父亲商谈国家大事。他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不苟言笑。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对父亲说：“伯群，我兄，对我民族有何劝诫？”奄奄一息的父亲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公、诚”二字勉励国人。

长大成人后，我在母亲那里看到了父亲临终写下的遗言，是他一生的精要概括：

“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在总裁领导之下，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24岁，但是他们却一直是相濡以沫，相互敬重，母亲也是父亲大夏大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们子女看来，是美满婚姻的典范。

我父亲母亲的故事很浪漫，他们在大夏相遇、相恋并相爱。结婚后父母育有一子四女，我是长子。

▲大夏大学读书时期的保志宁（左）与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时期的王伯群

他们的相遇是在一次学校庆典活动上。喜爱昆曲的母亲是大夏戏剧社的社员。那天她在台上轻舞衣裳，余音绕梁，也绕进了台下的校长心中，拨动了他的情弦。

保家本是蒙古后裔，清代中期移居江苏南通，世代官宦。我母亲的父亲保君皞是外交官、驻澳洲梅棚总领事，叔父保君建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外交部驻秘鲁全权大使。

父亲曾有一妻两妾，妻早亡，均无育子。当王家知道他们的事情后，有不少人反对，理由是王伯群应娶个贵州女子，至少是个西南女子，而不是具有蒙古血统的后裔。但我的祖母刘显屏和三姑王文湘却大力支持。

祖母年事已高，求孙心切，督促三姑撮合此段天作佳缘。父亲在愚园路建造了一栋西式花园别墅，作为他们的婚房。我们没住几年，便因抗战爆发离开上海，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这栋别墅产权还在我家，但使用者几经易主，现在是上海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我的父亲与母亲相差24岁，他们结婚时，父亲已逾不惑之年，而母亲恰逢桃李年华，但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携手同行，为我们树立了美满婚姻的典范。母亲去世后，我翻阅她的日记，发现她一直称呼父亲为“伯群先生”，可见她内心对父亲的尊敬与爱戴。

▲王伯群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很难见到母亲，她总是很忙碌。她要负责打理家庭上下一切内务。而且，她还是“新运妇指会”贵州省的负责人，与宋美龄、邓颖超、我三姑王文湘等都是著名妇女运动工作者，为动员全国妇女支持抗战而劳累奔波。小时候，我时常在家中看到宋美龄来找母亲商量事情。

母亲是父亲大夏大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1944年6月，为纪念大夏大学建校二十周年，母亲曾亲自致信上海滩影后胡蝶女士，邀其主持大夏大学立校二十周年纪念筹募基金公演。

校庆期间，母亲与父亲夫唱妇随，共同主持出席名家书画展览义卖、戏剧公演、篮球比赛等活动，为大夏筹得丰厚的办学资金。

父亲逝世后，母亲悉心整理遗物，多次在大夏大学为其举办《王伯群遗墨展》，缅怀父亲。1944年12月20日，纪念王伯群的思群堂在大夏大学落成，母亲亲自为这栋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建筑剪彩揭幕。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迁至南京安顿下来。我也进入南京的中学读书。1949年，我们又前往台湾。我进入台北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一。翌年，母亲决定带着五个孩子离开台北，全家迁往美国纽约。

那大概是父亲逝世后，母亲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到了美国，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生存都不容易，何况她后面还跟着五个孩子！

考虑到孩子们的前途，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辛的移民之路。因此，在我心目中，我的母亲尽管是位出身优越的富家大小姐，但是她很坚强，很能干，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伟大女性。

刚到美国的时候，母亲白天操持家务，晚上上夜校学习英语和财务知识，过得相当辛苦。我上高中时，就开始自己打工赚钱。快毕业时，我自己买了一辆汽车，载着我母亲到处办事。我上大学的费用靠的是大学奖学金和兼职打工赚的钱。作为唯一的儿子，我很小就知道自己需要对王家负责，尤其在父亲去世后，更需要我来帮助妈妈一起照顾妹妹们。

父亲去世前一年，给子女们写过一段家训，要求我们自强自立，才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贡献，正是这段家训伴随我们成长。父亲在家训中写道：“……我的家庭和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接受适体的教育，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唯有如此，方能获得社会的称许，方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出贡献，成为一个致力于使吾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公民。”

在我看来，父亲对于教育事业的奉献和他在家训中表达的理念，完全一致。他擘划大夏大学二十年，呕心沥血，筚路蓝缕。纵使身患重疾，仍四方奔走筹措办学经费。支撑他的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孙中山先生曾赠父亲一幅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激励和劝勉父亲。

▲孙中山赠言王伯群

上世纪百年的中国，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父亲的一生便与这段特殊的民族历史紧密相连。

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父亲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激励全体师生的座右铭。

他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还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

父亲礼敬教师，爱生如子。广聘马君武、田汉、吴泽霖、郭沫若、谢六逸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戈宝权、陈伯吹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剧增。父亲殚精竭虑，勉强维持至1942年。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改私立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在未征求大夏大学同意的情况下，硬将大夏大学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师生、校友、校董闻讯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父亲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他激动地说：

“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过去18年的岁月里，我当了15年校长，为大夏耗尽了心血，但我一无所求。对大夏的爱护，我不落人后。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迁回上海去。”

父亲还说，教育部设贵州大学是他们的事，与大夏无关。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同人身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父亲的一番讲话，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最终教育部收回成命，保持大夏私立。

在黔期间，父亲主张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做出贡献。他推动大夏与当地政府联合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开展建设实验，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母亲亦如此。抗战期间，她在后方动员与组织妇女工作，支援抗战，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民族豪情。

寻求最适合中华民族发展之路，复兴国家，这可说是父亲心中的最高理想。

民国时期，贵州兴义的刘家、王家、何家是三大显赫家族。我的舅公刘显世、父亲王伯群、叔父王文华、三姑父何应钦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故事既是家族史的一部分，更是国家史的重要篇章。

1905年，父亲从兴义出发，赴日本东京留学，途经南宁、香港、广州、横滨等地。那是一条大开眼界、广交良友的行程，期间，父亲与贵州神童戴勘（后为护国将军）结为挚友。戴勘家境贫寒，聪明早慧。早于1904年，他开始求学日本，此次是回国探亲后再次返日。在日期间，戴勘积极参加东京学生革命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先驱过从甚密，曾为《时务报》等进步报刊工作。途中，两人常彻夜长谈。从戴勘那里，父亲了解了大量革命思想和康、梁革命的曲折细节。他的内心产生极大的触动，决心到日本后潜心研究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寻求一条最适于中华民族发展之路。

在香港时，父亲与戴勘同住一室。有一次他们一起在香港街头散步，父亲注意到周围的很多男士都剪了短发，包括戴勘，只有他自己头上还顶着清朝的大辫子，与环境格格不入。戴勘告诉父亲，当年他刚到日本就把头发剪了，作为革命人士，留有大辫子这种满族封建遗物是可耻的。听后，父亲立即找了一家理发店，剪掉了象征落后的大辫子。

父亲一行乘船抵达横滨港后，转火车前往东京。那是父亲第一次乘火车，坐在疾驰的列车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农田、房屋，他陷入沉思：铁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给日本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加速了其现代化的步伐。中国欲同世界接轨，必需大力发展铁路，支持工业经济发展。这些见识为他日后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奠定了基础。

到东京后不久，父亲见到了仰慕许久的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交谈中，孙中山鼓励父亲加入同盟会，秉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为民主革命而努力。孙中山开阔的眼界、卓越的领导力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满腔热忱，令父亲十分敬仰。1907年，父亲与戴勘一同加入同盟会，立志为国家复兴奋斗不息！

辛亥革命后，27岁的父亲应声回国参与革命工作。他首先参与了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并出任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的经理。1914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我父亲赴北京参与制定《中国民国约法》，后回到贵州协助他的舅父刘显世主政，积极推动护国运动。第二年，他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支持召开决定云南起义的第四、五次军事会议。云南起义爆发后，他到贵州策动贵州独立，并与我叔父王电轮率部攻击湘部，迅雷飓风，震动海内外。贵州独立后，父亲先后出任贵州护军使署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黔中道尹等职。

▲王伯群（前排中）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黔中道尹?

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极为愤怒，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断专行。是年，32岁的父亲代表贵州省长公署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9年，父亲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并得到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1920年冬。父亲跟随孙中山、唐继尧回到广州，恢复君政府，任交通部长。次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父亲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并被委任为贵州省省长，在回贵州的就任路上，行至铜仁遇阻，转赴上海。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父亲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父亲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连任。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家迁往美国后，王伯群的子孙就成了华裔美国人。我目前有四个孩子七个孙子，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我写书也是想让子孙后代清楚地了解祖辈们的历史，让王家的优良家风在大洋彼岸得以传承。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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