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收录黄宗智教授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的代表性论文20余篇，囊括了作者50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概括。全书内容既涉及明清以来的中国农业史和乡村经济，也涉及明清以来的中国法律史和基层治理。作者深入讨论了历史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并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书中提倡“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主张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检视西方理论的种种局限。

《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

黄宗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实践社会科学：一个总结性的介绍和论析

近年来黄宗智教授大力提倡“实践社会科学”进路的中国研究，已出版“实践社会科学”三卷本、《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指南》等以“实践社会科学”冠名的著作多种。日前黄宗智又推出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此书为黄教授50余年学术生涯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概括的精粹集结。以下分享的是黄宗智为这本书所撰“代序”的部分内容，在这篇“代序”中黄宗智对“实践社会科学”的内涵做了简洁清晰的论析。——编者

“实践”概括之创建的主要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仅凭主观理论设定，或仅凭客观经验堆积来做学术，但实践则是生发自两者互动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既不同于简单的客观经验叙述，也不同于已有的主观建构，而是主客观二元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从实践出发来做研究，目的在既照顾到理论假设，也照顾到经验发现，是有意识地聚焦于两者的结合。笔者已经以这样的角度和词汇来详细论释“实践”(黄宗智，2023c)，但发现上述的“实践”其实还是个不够清晰和不太容易真正掌握的概念。为了更好地说明“实践”的含义，本文试图以更具体的一般“学术实践”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实践社会科学”的含义。

真实感与经验研究

此外，根据笔者自身的学术实践经验，研究者的“真实感”也是实践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即便原始材料再丰富，如果受到过多意识形态或单一文化霸权的影响，或因研究者年纪太轻而缺乏必须的伴随人生经验而来的比较成熟的真实感，也可能会使研究者将主观意识过分强加于被堆积的经验证据，或陷入简单的经验叙述，缺乏新鲜贴切的概括。

在我个人的学术实践经验中，自己对“真实”的经验证据的理解主要得自并可见于三卷小农经济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以及三卷法律史研究：《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前者是基于之前不可能做到的经验材料占有，结合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初期非常详细和系统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个村庄的一家一户的材料，以及我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后续详细实地调查；后者则是基于众多新开放的县级诉讼档案中的个别实际案件的详细记录。这样的材料允许我们做到比之前的研究更基本、扎实、可靠的研究。笔者将这样的材料称作“一竿子插到底”。这是我和学术知己国内经济史学界领军人物徐新吾先生用来相互鼓励和称道的话。这样的研究素材是现代社会科学和交通条件兴起之前，极难极少可能掌握的资料。

更有进者，笔者自身虽然相对年轻(15岁)便上大学和进入研究院读博(19岁)，但由于受到来自双重文化的深层内心矛盾的影响，直到中年时期(35—40岁)方才进入全心全力投入自己心底里最最关心的问题的研究状态。一方面，确实失去了许多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则因此能够带有比较成熟的“不惑”真实感而投入自己有幸获得的研究机会和材料之中。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巧合是，在进入中年人生阶段之后，一开始便要求找到使研究者能够“一竿子插到底”的经验材料，而不仅是悬空的、不可实实在在掌握的经验材料。同时，又因为机缘巧合，正好在中美建交和开启学术交流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重访研究满铁详尽调查过的多个村庄，之后又深入地方政府诉讼档案。如今回顾，笔者由于经历过深层的双重文化矛盾并与之挣扎的状态，自始便对所有的理论都有一定的保留，坚持要从各家各派理论中选用其对自己的经验发现有用的部分。这种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当然也受惠于进入中年之后比较成熟的真实感。

二十来岁的青年们不一定能够领悟到我这里谈到的真实感的含义和重要性，但它确实是我自身研究经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我在年轻时候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比较容易陷入感情用事和深层矛盾的心态，直到将近中年方才算是从那样的状态走了出来。但不是简单走入了某种“成熟”的单一维的自以为是的理论思维，或单一维的经验认识，而是形成了深层的强烈据实求真的意识。

如今在四十多年之后反思，方才认识到，自己正好在那样的不惑年龄段时期幸运地获得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乃是高度偶然的巧合。这不是自己的某种特殊才能，而是一种偶合。这个偶然的幸运机会加上伴随人到中年而来的不惑心态和真实感，才是我之后做求真学术的主要依据和动力。

回顾之上的反思和前瞻

如今回顾，在自己总共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确实走了不少弯路。先是过度偏向自由主义的研究，在父亲和导师的影响下所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Huang，1972)，虽然确实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层影响，但并没有能够解决自身最深层的诉求，即解决自己心底里最深层的中西矛盾和追求一种更贴近中国历史实际的思路。其后，写过几篇受到马克思主义较大影响的零散、摸索性著作，但仍然没有能够激发、满足自身最深层的学术理念，实际上仍然处于学术的半瘫痪状态。直到自己执教十多年之后，已经接近中年时，方才真正认识到求真的道路，一方面要求自己投入最基本的实践经验材料的研究，另一方面据此探索真正符合那样的基本实际的概括和理论。在此过程中，广泛采用各家各派最具真实洞见的理论概括，并将其按需要适度改造为更能表达、说明自己在关于中国的从实践出发的经验研究中所发现的真实。必要的时候，不仅加以选择，还加以重释或重构，或借助其来建立新的更贴切的概括和理论。

其中，我发现许许多多中国的真实经验不符合西方主流理论，都是具有独特历史根源的现象。在逐步根据这样的发现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括之后，自己逐渐真正认识到：理论绝对不应该是给定的、死的概括，必须根据实践对既有理论做出选择、更新、重组、改进，才能产生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理论，才可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国一系列相对现有西方理论的“悖论”实际的新精准概括。

我认为，自己由于40岁前后形成的一种一贯坚决求真的学术态度和进路，由于特别关注最贴近实际的实践(而不是单一面的表达或理论，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因此形成了一种不断求真的研究进路。这是因为实践不同于表达，实践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去年或上一个十年的实践不一定便是今年的实践。正因为实践生成于主观和客观、现代西方与现代中国间的不断的变动，它既是最新的变化的预期，也是最具有真实分量的实证。它不会是简单的、不符合真实的话语建构，更不会仅是表达层面的主观理论，更毋庸说僵硬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它当然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这才是我们在学术研究需要追求的实用的和实质的真实，也是我们最需要探寻、塑造最合适的理论概括的真实。这才是笔者这四十多年来采用实践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进路的根本原因和理念，也是十三卷“黄宗智著作集”的研究进路。

——本文选自《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代序